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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媒體描繪了一個異樣的中國形象

當然，歐洲視角包含全球維度，突顯多元。中德關系亦如此。兩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民間社會的密切交流讓中德關系成果豐碩。但，這種關系越豐富、越多維，它就越復雜、越多樣。中德雙邊關系中，人們常常聽到不同的聲音，雙邊關系經受風浪和考驗的能力還需要加強。中國公眾有一種感覺，即德國媒體對華報道要么是一邊倒的負面新聞，要么就是遠離現實的報道，試圖以此來扭曲中國形象，甚至把中國“妖魔化”。面對德媒的諸多負面報道，許多中國人在問：為什么德國媒體對我們的評價這么差，而我們卻對德國存有好感？兩國民眾間的相互感知存在著很大的落差。

經常有人告訴我說，中國恐懼癥正在歐洲游蕩。歐洲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下一步就是要稱霸世界。更有甚者提出，中國是歐洲的制度性對手。歐委會新任主席馮?德萊恩在求職演講中說：“那些威權國家正在購買全球影響力，通過對他國基礎設施的投資讓他國依附于他們，這些國家在經貿投資行動上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歐洲要堅持多邊主義，要走自己的路。”她將正常的經濟活動政治化，硬是給常規的經濟關系附加上額外的令人害怕的意義。歐洲當然得走自己的路，但這并不意味著歐洲的路是唯一的路。否則，歐洲宣揚的多邊主義又怎能令人誠服？歐洲的古老智慧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各國發展的路徑是多樣的。中國人認為，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這條路經實踐證明是正確之路，因為中國人民福祉整體上不斷提升。

中德應共同捍衛多邊主義

中德兩國同為出口大國，雙方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而且這一伙伴關系首先受到兩國政治信任的庇護。兩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之間互訪頻繁。習主席多次訪問歐洲，并在諸多國際會議場合與默克爾會面。而默克爾總理12次訪華。自2011年起，兩國還舉行政府磋商，簽署了諸多合作協議。中德政府磋商機制也因此被視為兩國合作的“超級發動機”。此外，中德之間還建立了70多個對話機制。在這些機制框架下，中德關系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由此可見，中德之間早已是利益共同體，為兩國人民福祉以及世界和平與增長作出貢獻的同時還要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

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不僅損傷了中美經濟，也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壓力，自由貿易體系近乎被掀翻。中國給出的回應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我最近調研過的在華德資企業均證實，盡管中國市場比以前復雜了，但獲得的利潤仍然比在其他國家更豐厚。2018年，中德貿易額高達1993億歐元，中國連續三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打卡”武漢長江大橋，隨后訪問華中科技大學

在遠離政治沖突話題的民間交往和社會關系上，中德兩國相互欣賞和吸引。目前，有37000名中國學生在德國留學，上千名中國學者在德研究，雙方簽訂了1300多個高校合作協議。對德國學生而言，中國是歐美之外最大的留學目的國。青年人的選擇是基于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被視為雙邊關系的晴雨表。目前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學習漢語和國際關系的巴伐利亞女大學生對我說，“中國的生活和大學的內容與德國不同，但這種異樣不是異類，并不讓我感到害怕，反倒帶來了很強的吸引力。上海的發展出乎我的意料，這一切都強烈地吸引著我。”

世界處于深刻變化之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了迄今為止的世界秩序。中德兩國應攜手捍衛多邊主義。互信是前提，各領域的務實合作是基礎。的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正在挑戰德國，中德之間的競爭壓力在上升。但，競爭不是令人恐懼的原因，而應是推進自身發展的動力。企業界有一種智慧叫做：競爭讓經濟行為更有活力。

德國外交政策需要哲學思想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世界范圍內外交政策加速去多邊化和自我中心化，這不僅導致二戰之后艱難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失衡，而且還顛覆了多邊主義的理念。世界正變得更加動蕩，不確定性增加，2015年以來的難民危機對歐洲甚至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德國外交在許多場合扮演了消防員救火的角色，但這樣的外交難以持續。德國外交應從日常應急事務中抽身而出，花時間思考根本性的問題，謀劃面向未來的方案。德國素以其思想家而聞名世界，德國外交需要哲學，不然的話，德國無法在歐盟起到領導作用，也很難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前些年出現的以文強歐的理念是歐洲對國際政治思想的貢獻，如今卻差不多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和安全政策軍事化傾向，而且這一傾向已成為歐洲及德國政治辯論的中心議題。然而，讓歐洲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尊重和榮譽的不是軍事的歐洲，而是民事的歐洲，文化的歐洲和社會的歐洲。德國外交要有膽識，賦予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以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空間，哪怕是一些烏托邦的思想也可能實現。這一點在歷史上多次得到證明。試圖用更多的武器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來創造更多安全與和平，也可能誤入歧途，適得其反。

人權是國際政治公認的公共產品。為他國人民實現人權提供幫助是一種美德。為難民提供保護或為不發達國家提供發展援助應受到尊重。但是要在國外強行捍衛人權，容易導致干涉他國內政和對他國意識形態指手畫腳，這會引發不滿和懷疑，尤其在那些曾被殖民壓迫過度國家。當人權主張繞不過自身利益考量時，辯論外交政策的誠實和公信力就會受到質疑。在保護人權的同時，確保本國公民得到安全穩定的權利不受侵犯，變得越來艱難。難民危機為此提供了一個例證。

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跨大西洋的，歐洲的還是全球的，這是德國外交尚未回答的問題。向西看，昔日的朋友美國不再是原來那個美國；往東看，令德國畏懼的敵人蘇聯已變成俄羅斯；向前看，中國從貿易伙伴變成了經濟伙伴和競爭對手；身邊又是需要全面協調的法國；往中東歐方向看，歷史遺留下的陰影還有待照亮。德國必須在世界秩序動蕩、外交利己主義加速發展的時候找到自己的道路。這并非易事。戰后秩序會繼續發展，這一次德國外交需要新的哲學和思想參與構建新秩序，為世界的安全、穩定和發展作出貢獻。

（本文德文版首發于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志，中文版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德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毛小紅翻譯，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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