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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2月27日晚間消息，馬云在其來往扎堆（阿里推出的移動社交軟件——觀察者網注）中提到打車軟件之爭時稱，市場競爭的原則是要讓市場受惠、讓用戶受益。不怕燒錢，更不怕競爭，但最怕傷害用戶的利益，特別是老人孩子的利益。2月17號，嘀嘀打車在短暫降低補貼后又重回10元。當天下午，快的隨之跟進將補貼提高到11元，并宣布永遠比同行多一塊錢。第二天，嘀嘀打車調整補貼價格，升至12元至20元不等。據統計，雙方宣稱的投入補貼已經達19億元。

盡管部分消費者和司機因此獲益，但老人和孩子等不會使用打車軟件的人，卻在這場市場大戰中成為受害者。據媒體報道，部分出租車司機開始出現挑客現象，明明是空車，卻不接受路邊揚招的客人。與此同時，打車軟件引發投訴攀升，問題主要集中在老人無法打車，空車拒載等問題。在此前，杭州市運管局出租車處要求，如果已經接受了預約，那么就應該打出“暫停”的服務標志，不能再使用“空車”標志。廣東省交通廳副廳長陳曉華曾回應，對于打車軟件這一新興事物目前還在“觀察”當中。“如果有明顯的社會反應，政府有義務出面來研究解決這個問題。”

馬云一直致力于“顛覆銀行壟斷的中國金融業”，快的打車也成了他的突破口

馬云調侃快的和嘀嘀說，“兩個蠻漢打架，街上看熱鬧的人多，絕對不要認為別人在看比賽，別人是在看笑話。”馬云扎堆下大量用戶評論稱，馬云此番話語顯示，激烈的市場競爭可能將回歸理性，馬云在文中稱建議雙方坐下來喝杯茶，商量一下，下一步如何干的更智慧點，競爭千萬不能傷及別人。

2月26日，上海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做出規定，自3月1日起，早晚高峰時段（即每日7:30-9:30、16:30-18:30）出租汽車嚴禁使用“打車軟件”提供約車服務。在禁止使用期間，除公安交警管理規定禁止停車的區域以外，乘客揚招“待運”車輛不停的，即視為“拒載”，乘客可向12319城建熱線和出租車所屬企業服務監督電話投訴。

然而就在3月3日下午，快的打車聯合支付寶錢包發出“致用戶的一封信”，在信中，快的打車放低姿態，相應降低了補貼標準，并宣布從3月5日起在北京試點老年人免費打車的公益活動。

點評：

涉及到“對互聯網創新進行管制”，例如杭州、上海等地交通管理部門的針對打車軟件補貼的行為規范，互聯網上照慣例是罵聲四起的。然而這次卻明顯是個例外，筆者翻了幾個主要新聞網站的評論頁，喊“早就該管管”的比例遠遠高于反向的呼聲，對此提出詬病的更多集中在“份子錢、不能一刀切”等無建設性的同意反復上。用我喜歡的ERIC老濕在一篇文章中氣勢磅礴的話語來形容，就是“民心即大勢”。

沒錯，什么叫“民心”？再擁護所謂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用打車軟件加價叫車，本質上和給醫生送紅包加床位、給老師送紅包謀保送、給房地局送紅包拿好地塊一樣，是朵“惡之花”。

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張五常老師的專欄，他說到一個道理：“排隊原則”。世界上大部分規則實際都是對稀缺資源的獲取方式進行排序。比如坐公車，你得先來后到上車，假如說你大喊一聲，老子愿意給司機100塊錢好先上車，毫無疑問社會要鄙視你；比如高考，你得按照考分高低選取自己心儀的學校和專業，有個人說自己父母雙亡從小立志上清華上不了就跳河，對不起，考分不夠你就自己打車去河邊吧。這條道理演繹出來就是全社會的公序良俗和合理性。

網友們多數喜歡罵房地產開發商，因為開發商的排序模式很難辦。早期是土地協議轉讓制度，也就是說誰搞得定政府就可以拿地，所以用左手也能推理出他們后來的腐敗和暴富；后來排序規則改為“拍賣”，實際上這個原則就是打車軟件們的規則，于是，沒有懸念地，房價和地價比翼齊飛。

事實上，打車軟件規則比土地轉讓規則的不合理性更大。因為地產商一心謀求的只是暴利，所以當他們外部融資成本提高，房產銷售回款速度下降后，繼續抬高地價的沖動和能力都在不斷降低，李嘉誠和潘石屹等最近的言行就是一個綜合呈現。但打車軟件的邏輯不是，它從2012年誕生到2013年底前，其實競爭不是白熱化的，當時更多只是作為一項LBS服務出現，也就是志在幫助空駛的出租車找到就近的用戶，商業模式則是希望做成規模后從中收取一些服務費用。

但是馬云、馬化騰分別強力推進快的打車和嘀嘀打車軟件后，規則發生了巨變。打車軟件的市場目標再也不是幫助多少車和人降低交易成本（這本來是互聯網最大的功能），而是幫助支付寶手機客戶端和微信支付增加多少新用戶。要知道，淘寶“雙十一”期間，支付寶移動端在做出種種優惠的前提下，實現支付1200萬筆，而快的打車貢獻的最高日支付筆數已經超過30萬筆，嘀嘀打車對騰訊微信支付的貢獻也達到7天100萬筆。對志在“余額寶”和“理財通”，志在“顛覆銀行壟斷的中國金融業”的這兩家巨頭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成本，但是對于“出租車規則”來說，這兩個龐然大物的加入，瞬間將過去二十多年的公序良俗摧垮。

說到過去二十年出租車行業的規則創造，我要翻翻老黃歷，講講老上海的故事。1988年，朱镕基與港商晤談時，港商抱怨道：“上海叫出租車難，亂收費，態度惡劣，好像顧客是難民。有時要辦些急事，叫車叫不到，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上海的投資環境太差了!”朱镕基為此召開了多次市長辦公會議，以整頓出租汽車、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為題展開全面討論，尋找對策。與此同時，上海市組建了整頓出租汽車行業領導小組，擬定了綜合治理方案。該方案共分二個層次：一是制定了整頓出租汽車的管理條例，二是配套措施相繼出臺。從當年9月份開始，公交管理部門又推出調整運價，減輕稅收，設立購車基金，減少出租牌照使用稅等若干措施，減輕了出租汽車司機的負擔，增強了該行業的發展潛能。

針對市民投訴信，朱镕基從舉報中查實四名出租汽車司機亂收費且屢教不改，親自下令按章吊銷四人牌照。到1988年底，全市共吊銷14輛違紀個體出租車的營運執照，40多位國營、集體單位出租車駕駛員被除名。此外，朱镕基又積極支持組建“大眾”的出租車公司，為該公司題寫“嚴格管理，風正務實”的八字方針，期望以此開創出租車行業嶄新的風氣。大眾當時的服務標準就是“揚手即停，上車問路”，哪個司機敢跟客人說“不去”兩字？司機只要有嚴重違紀行為（如不開發票，不開計價器），立即開除，乘客投訴多收費，一經核實，退一獎十。很快這種營運標準為同行業所接受，朱镕基用兩年的時間，使上海的出租車業風氣大變，成為全國出租車經營管理最好的城市。

看看上海再看看某些人口更多、政治地位更高的大城市的出租車環境，至今還停留在上海90年代以前的標準，讀者就會明白，“民生”二字不是喊喊國退民進降低份子錢就能獲得的。今天，大家講“市場原則主導社會經濟發展”，這完全正確，筆者從80年代開始就是“吳市場”的粉絲。但大家必須明白兩點：

第一，市場原則不等同于“資本通吃”原則，大市場實際是由無數個小市場組成的，每個區域、行業都有自身的特性和歷史，而資本是跨國界跨越一切行業逐利的，正所謂是“門口的野蠻人”，“吳市場”后期的學說其實就是泛泛地把金融寡頭游戲規則等同于普適的市場規則。馬云把互聯網的規則（實際上還是資本規則）帶到出租車行業，對他來說無可厚非，但是對身處其間的普通市民來說，相當于一部分人可以優先插隊的規則，對民生、城市形象和出租車行業長遠發展未必是好事。

第二，市場原則主導不等同于“政府規則”退出，不代表政府都回到不作為干瞪眼讓大家自己亂搞的年代。以打車軟件為例，本來是件好事，利用移動互聯網降低空載，提高打車者便利，可以做到雙贏，但如果放任資本規則沖擊，則變成竭澤而漁之舉，因為金融資本并不在乎出租車行業早已形成的“價格透明，先來先走”的原則，也不在乎司機眼看四屏事故頻發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你可以YY下，假如“朱镕基”來面對這個問題他會怎樣？

馬云自己調侃說，打車軟件補貼之爭類似于“兩個莽漢打架，旁邊都是看熱鬧的”，看來他也知道“拉架的缺位”。道理無他，今天，要做一個出面給資本拉架的政府官員，既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隨時可能被套上“干預市場經濟”的帽子，得罪兩馬背后的資本和人物，他（她）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