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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納·米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中國是否希望改變全球秩序，以增進自身利益，體現自身形象？這可能是當今地緣政治學領域最重要的問題，然而它所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揭示出現代人的偏見，而不能展示中國未來的超級大國之路。那些想要預測中國會走上惡意擴張之路的人會援引北京今日的“攻擊性”作論據。而那些稍顯樂觀的人則會強調中國政策中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特點，或指出中國將要面臨的諸多挑戰，即使中國想要重塑世界，這些挑戰也不會使其成功。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新冷戰正在興起，中國扮演著21世紀蘇聯的角色。

這種預測過于僵化和籠統，無法有效描述中國崛起的復雜性，既不能捕捉到中國未來目標中固有的不確定性，也不能識別出那些塑造了中國抱負的基本要素。今日的中國力量是一種多變的動態力量，由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消費主義（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術實力（Technology）綜合塑造而成。我們可以稱中國具有一種ACGT模式：這一英文縮寫與DNA分子中發現的四種堿基縮寫一樣，組成中國力量的這些要素相互結合并重新組合去形成中國現代的政治身份和塑造中國對世界其它國家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希望加強其對中國社會的控制，鼓勵消費主義在國內外興起，擴大其全球影響力，開發和出口中國自己的先進技術。如果不把這四個目標放在一起考察，就無法理解中國目前所處的位置及其未來的前景。

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載本文

想要理解當代中國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比如該國為何會這樣應對新冠疫情，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國的強勢領導。但ACGT四種力量要素的重要性遠超任何一個領導人或一場危機。它們塑造了北京心目中自己在后疫情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即中國將在亞洲扮演領導角色并輸出其經濟投資模式，這種模式借鑒了社群主義的發展理念，對自由主義準則漠不關心（盡管并不總是積極敵視這些準則）。為了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中國經常會求助于歷史，比如援引本國的前現代史或重新詮釋二戰史事件。想要了解中國的發展方向，觀察家們必須關注中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種力量的表述和想象框架。

中國力量的紐帶

中國共產黨堅持認為，中國體制是一種賢能政治：中國社會能從黨的有效領導中收獲利益，而且利大于弊。至少在短期內，新冠疫情危機促進了國內的威權主義發展。在2020年初，中國吹噓其能控制住疫情是得益于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政府系統發揮了作用。

中國還具有全球野心。這一野心并不是空穴來風：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和他的共產黨對手毛澤東，分別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設想過自己的國家將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F在，從雅典的港口設施到吉布提的海軍基地，再到5G技術推廣至全球，中國已將其全球野心與經濟、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真正發揮了全球影響力。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宣布，中國將確鑿無疑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為了站到這個舞臺中央，中國一直在促進國內的物質消費。自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努力解決蘇聯最臭名昭著的一大缺陷：無法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和欲望。中國的革命在過去40年里已經變成了一場消費革命，中國建立了一個越來越接近于無現金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網購刺激了電子商務平臺阿里巴巴推出光棍節——這是全球最大的消費活動，在2019年的光棍節，中國售出了價值380億美元的商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們期待中國共產黨能繼續履行其經濟承諾，即使中國經濟因新冠疫情而在2020年初嚴重萎縮。中國日益繁榮的經濟也使西方和亞洲國家受益匪淺，這些國家歡迎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去它們國家購買奢侈品、旅游和留學。

正是在技術領域，中國才在全球交往中真正找到了新方向。過去2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大量科研投入相結合，創造出了地球上最具創新性的環境之一。中國開發的新技術增強了中國的軍事實力，為消費者生產了新產品，也建立了大數據型國家。在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產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能力是最有競爭力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國際秩序的參與創建者

組成中國力量的各種要素并不來自于某一總體計劃，而是從一系列歷史框架中產生的，這些框架還將繼續對所有的中國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中國領導人通過借鑒歷史去了解中國在未來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修正主義”主張，聲稱中國是1945年后國際秩序的奠基人；他們還推崇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謀求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地位；并明確使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符號。

在1960年后的冷戰時期，中國選擇冷眼旁觀，既沒有加入西方陣營也沒有加入蘇聯陣營。然而，在過去二十年里，中國不僅把自己塑造成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參與創建者，而且還把自己塑造成了關鍵締造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醒聽眾，中國是1945年《聯合國憲章》的第一個簽署國，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多次提到過這一事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共承認其宿敵，即國民黨及其西方盟友，是中共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的重要盟友，幫助中國贏得了這場戰爭。承認它們的作用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更大程度上重新解釋中國歷史，即現代中國不僅誕生于此前所想的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還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一轉變并不是拘泥于歷史小節；相反，它反映出中國如何想象自己和希望自己被別人如何看待。在獲取二戰勝利和創建戰后秩序的敘事中，中國現在把自己擺到了中心位置。美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才參戰，在此之前，中國在保衛亞洲和牽制50多萬日軍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為此犧牲了多達1400萬中國人。

這一巨大貢獻奠定了北京的底氣，它堅持認為中國“參與創建了戰后世界秩序”。它在二十一世紀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就基于它在二十世紀的這一所謂中心位置。中國現在是聯合國第二大財政捐助國，其派遣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人數位列同類國家前十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再履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義務和準則，這進一步堅定了中國的立場，即中國現在是1945年遺產最當之無愧的繼承者?，F在中國公眾生活的核心話題仍與二戰呼應。例如，中共官員將去年春天所謂的中國抗疫勝利歸功于“人民戰爭”，這是引用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所用的語言。

而更古老的歷史則鞏固了中國對其全球角色的定位。近年來，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如閻學通、白彤東等，主張以前現代儒家的觀點來理解國際秩序。西方觀察家經常將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行為解讀為純粹的現實主義。但中國借助傳統思想來修飾自己的表述說明中國像所有其它國家一樣，更希望自己的選擇被理解為道德選擇，而不僅僅是為了現實主義目的。當中國領導人使用諸如“仁”（意為“仁愛”）之類的字眼時，他們是在用倫理的、理想主義的語言來合理化中國的利益和行為。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長，中國將會越來越頻繁的借用這些傳統。中國領導人將闡述一套當代版的儒家學說，這套學說將與全球價值觀相適應，強調“道德”和“共同的未來”，同時淡化更專制的儒家價值觀，如社會等級觀念。

這一基本上是道德中國的愿景支撐著中國另一大雄心：中國希望自己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這一目標并非空穴來風。早在冷戰時期，中國就試圖把自己打扮成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捍衛者，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邪惡的資本主義西方和僵化的蘇聯。中國不僅將自己視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護者，還將自己視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繼承者，這是北京似乎正在努力嘗試但卻不可能成功扮演的雙重角色。

今天的中國并不想在發展中國家掀起革命。相反，它認為窮國的存在可以有效證明一項政策——既要注重經濟發展，又要維護國家主權原則。中國對外交往的這種形式并不一定必然會引發別國出現徹底的威權主義；埃塞俄比亞和緬甸等國的例子就展示了表面民主的國家（實際是不自由的國家）是怎樣從中國發展模式中獲益的。但中國的海外活動也沒有鼓勵任何自由化或民主改革。支持中國的人認為，促進發展的中國模式比任何推崇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加靈活。中國龐大的，或許還不成熟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用來謀求世界領導地位的主要工具。

中國一面將資本投向海外，一面在國內更加堅定地使用馬列主義論調。在專門給外國人看的聲明中，中國官員現在已不再使用這種語言，這主要是因為在國際秩序中，中國正竭力展現自己已不再是一個革命國家，希望避免勾起別國的回憶。

但在國內，該黨仍在使用“斗爭”等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斗爭”體現了黑格爾的觀念，即沖突必須先于最終綜合體到來。中共還經常提到“矛盾”一詞，這一概念是指社會內部的緊張關系可能會產生建設性的后果。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用這個詞來形容新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種措辭表明，雖然傳統馬列主義思想的許多方面，如階級斗爭，已很少出現在當代漢語表述中，但這種意識形態并沒有完全消失。報告贊同這樣一個事實，即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在中國仍是一個現實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希望呈現的整體成功敘事中，這種不平等被視為一個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