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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拉納·米特 摘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從1980年代到千禧年，中國實現了驚人的兩位數增長。因此，在過去的四十年里，在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中，漸漸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中國的崛起將一直持續下去。

近年來，盡管對增長的預期有所緩和，但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崛起給人的印象是，北京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這讓一些人充滿希望，也讓一些人感到恐懼。

在《外交事務》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瑞恩·哈斯（Ryan Hass，中文名何瑞恩）甚至不得不提醒讀者“中國可不是‘身高兩米八’（ten feet tall）”，“在美中關系里，美國仍然是更強大的力量”。

2021年的頭幾個月也帶來了大量激動人心的頭條新聞，驚嘆中國從新冠疫情中恢復得異常迅速，并預測中國經濟將取得更多成功。

毫無疑問，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不僅在新冠疫情時期，而且在過去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都是如此。該國將自己重塑為重要的技術創新者；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其在國內市場對數字貨幣等理念的嘗試，為經濟發展創造了獨特的生態。

但中國的增長不會是無限延伸的線性故事。2020年代對中國來說將是關鍵的十年，因為它正在重新適應成為一個更富裕，但更老齡化、資源更緊缺的國家。中國共產黨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從2030年開始，中國將開始感受到中共在1970年代后期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一限制在2015年正式結束，讓位于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二孩政策”和最近推出的“三孩政策”，但根據發表在《柳葉刀》上的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可能會從2017年的14億減少到2100年的7.32億，降幅達48%。

這種下降，再加上中國廣大農村的低教育水平——中國只有30%的勞動力完成了中等教育——可能意味著中國未來將缺乏人力資本來維持目前的增長。

與此同時，人們擔憂中國北方會出現嚴重干旱，導致明顯的飲用水短缺以及糧食安全問題。

一些更具“末日觀”的批評者暗示，甚至希望中國經濟崩潰，但這可能性很小。然而，也不能認為中國必然將無限期地沿著目前的軌跡繼續下去。

五年計劃

中國正展現自己是一個“自信的國家”，但新批準的五年計劃詳細說明了許多需要關注的領域——糧食安全、國防開支、可持續發展以及地方政府承擔的巨額債務。

這樣的做法，揭示了熱情洋溢的言辭背后所潛藏的謹慎。該計劃的意義超出了其政策規定。它還揭示了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轉變，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框架變得更加明確。

當然，中國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在此期間進行了經濟改革，實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此過程中，淡化了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重要性，轉而支持松散定義的實用主義。“摸著石頭過河”就是用來形容這種標志著將市場機制重新引入國家經濟的實驗。

相比之下，中國政治思想中從未缺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近年來變得更加引人注目。馬克思主義元素支撐了國家的許多經濟設想，列寧主義元素指導了其政治方法。

中國用來描述一些困境的框架，越來越多地借鑒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如“斗爭”“矛盾”；援引前者可能和中國目前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僵持局面有關，也可能與中共希望在國內通過反腐敗改革來自我凈化有關。

更明確的是，在中共政治理論雜志《求是》20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習近平指出，“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

中共認為，“資本主義”這個已經與失敗的西方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術語，不必與當今中國的經濟有任何聯系。

還經常被提到的重點是社會“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部分，最初來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深受毛澤東喜愛。“矛盾”是指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在需求和愿望之間的關鍵差異，可以是“對抗”的，并通過“斗爭”解決，也可以是“非對抗”的，并通過辯論解決。

黑格爾與馬克思

當今中國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綠色增長，因為到目前為止，經濟進步完全集中在GDP上，而對與增長相關的生活質量還沒有多少評估。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共同面臨的挑戰——但除了中共以外，很少有執政黨以明確的“辯證”（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術語）方式來定義可持續的綠色增長。

這些并不是深奧的觀察。它們與中共在現實中實施其五年計劃的方式有關。五年計劃中列出了許多事項——從金融業改革到實現綠色增長，中共將依靠行使黨和國家的權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從1990年代開始，人們希望中國將開放其市場（或實際上是其政治），現在這種希望必須讓位，轉而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一個實際的模型。

實踐中的意識形態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做法有多成功？重申馬克思列寧主義信念，將如何影響其前進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