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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新冠疫情中取得了顯著的復蘇，2021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18.3%。在包括娛樂、酒店和國內旅游行業的許多領域內，消費者行為正在穩步恢復正常。

盡管如此，中共領導層擔心來自外部力量、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中國不利。作為回應，他們將“雙循環”戰略置于五年計劃的核心位置，旨在減少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這將有利于國內生產，刺激國內消費，同時使自己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國。

這一戰略的矛盾之處在于，既要維持較大的出口，又要增加國內消費。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工人相比，中國工人的支出仍然相對較少，因此如果國家希望刺激國內消費，在某個時候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給他們更多的現金。

但到那時，中國可能進入一個出口下降的階段，直到生產水平能夠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目標并非不可能實現，但將意味著做出一些艱難的經濟和政治選擇。

與此同時，中國全球倡議的復雜性也將在2020年代凸顯。國家于2013年通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一帶一路”倡議（BRI），會增加中國承包商和制造商的比重。西方許多人便將“一帶一路”與“帝國主義”聯系起來。該倡議也令人擔心，投資項目是否財務風險過高，而這樣的項目是否又過多。

因此，在2020年代，“一帶一路”正在重新定位，專注于技術和健康，將中國相比競爭者擁有、或預計擁有優勢的領域匯集在一起。這一轉變包括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大規模投放中國新冠疫苗，以及提供廉價的4G和5G網絡。

在轉向技術這一方面，還涉及嘗試在技術和網絡領域制定國際規范，預計將在2020年代加倍投入，以完成這項任務。

西方在這一路徑上，再次看到了危險。但對于全球的“南方經濟體”而言，它們等不起十年去慢慢得到支持，而是需要立即從當前的新冠疫情中恢復。可是，在西方的政治優先事項里，那些國家往往不太重要。

而且，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結合了民用和軍用兩個市場的創新能力，很可能在2020年代找到一個巨大的、尚未開發的市場——各新興經濟體將需要適合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廉價產品，以及可以用于內外防務的技術。

在科技領域，最近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是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日益顯著的存在感。起初，監管機構的策略讓人想起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1900年代初期打破強大壟斷企業的運動，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鋼鐵公司。分拆將提供更多競爭，但競爭創造市場的自由主義觀念與中國的戰略并不相符。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替代選擇似乎奏效了。

香港是另一個受中國新模式影響的地區。在2020年7月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后，香港的法律和金融體系可能會在未來十年與華南地區更加緊密地合作。

深圳是與香港接壤的中國大城市，現在擁有中國最活躍的科技生態之一。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價值下降了，更多地作為風險資本家的跳板，他們希望在大陸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中獲利。中國將以深圳和東南其他地區的經濟復蘇，來證明其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成功。

新十年中的斗爭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十年中，中國的道路上有幾個已知的未知因素。第一個也是最不可預測的問題是該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所共有的。去年希望通過封鎖和快速開發疫苗來迅速擊敗新冠病毒，這顯然過于樂觀了。鑒于病例數很少和經濟正在復蘇，中國的國內形勢至少目前比許多其他國家好，但仍面臨系統性問題，會使情況變得混亂。

近日，中國疾控負責人高福表示，要到2022年才能讓全民接種疫苗。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最近仍計劃將邊境限制至少再保持一年。

在疫情前，中國經濟與外部世界充分連接，數以百萬計的游客進出做生意和旅游。很難想象這種世界主義的景象最早要到2023年才會回歸。

2020年代對中國來說可能會更加平淡：其經濟可能會增長，甚至可能成為全球GDP最大的國家，但僅靠增長無法解決各種截然不同的挑戰，比如環境危機，以及農民工教育不足等問題。

隨著這十年徐徐展開，在政策圈內爭論不休的更可怕的情景可能會出現——從氣候災難使城市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到與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爆發戰爭。

但自一個世紀前成立以來，中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靈活的組織——盡管其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有反感，依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機制下的龐然大物。它還能聽取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建議，如李光耀、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亨利·保爾森等。它在2020年代可能再次讓我們感到驚奇。

（觀察者網傅洛拉摘譯自《世界政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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