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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選擇中國，薩米爾給出的理由有三條：

首先，西方國家不能成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隨”的對象。因為“西方國家只會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資源卻不愿支持他們的實現發展和進步，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復興不利于西方國家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國，“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應該予以考慮的對象”（P.98）。

第二，“中國的發展前途無量”，“將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力”，是一個“將來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與之相抗衡的國家。”因此，“他們可以幫助阿拉伯人從目前所遭受的剝削與外部壓力中解脫出來，創造繁榮的阿拉伯現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關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薩米爾認為，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有眾多的相似之處。在薩米爾看來，這種相似之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同屬東方國家，在國情上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塔哈塔維……的哲學思想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哲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塔哈塔維目睹了法國社會與政治的發展，認為其發展方式有利于伊斯蘭世界實現文明與進步，值得重視和借鑒，并主張效仿其中不違背伊斯蘭教義的成功經驗。他這樣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復興的考慮，將他人的經驗拿來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國情和文化。這與鄧小平求真務實的思想如出一轍。”（P.150-151）

在《東方的復興》中，薩米爾對這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薩米爾認為，所謂向中國學習，既要關注中國發展之“術”，但更重要的是借鑒中國成功之“道”，“道”的問題是阿拉伯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而中國的成功之“道”，就是“非模式化”。

他說：“中國在堅持某些基本原則的同時，避免走向某種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意識形態的禁錮之中，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發展與復興進程本身就是一個應對各種思潮，規避其不良影響以實現核心目標的過程。中國超越了某種或某幾種意識形態的刻板模式，實現了融合與創新。”

薩米爾認為，由于以上原因，中國應成為阿拉伯世界實施“文明追隨”的首選對象。

既然確定了以中國為阿拉伯世界實施“文明追隨”的對象，接下來，薩米爾就必須面對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是否愿意接納阿拉伯世界？對于這一點，薩米爾認為問題不大。原因正如前述，薩米爾認為在中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沖突，因此中國不會介意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隨”。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阿拉伯世界何以讓中國接納他們？薩米爾認為，要想和中國建立“文明追隨”關系，阿拉伯世界必須能夠滿足中國的國家利益。

在薩米爾看來，阿拉伯世界滿足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式有二：一是立足于阿拉伯世界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滿足中國對資源方面的需求；二是發揮阿拉伯國家數量眾多的優勢，在聯合國一類的外交活動中，為中國充當“票倉”，提供政治支持。

薩米爾認為，目前阿拉伯世界還沒有為“文明追隨”于中國做好準備，中國也沒有。“但是，從中國的經濟數據和中國制定的未來發展規劃中可以確信，中國必然會在21世紀的某一歷史時刻做好準備。那么在這段時間內，阿拉伯人應當全力以赴，對于阿拉伯人來說，文明追隨于中國是實現阿拉伯文明復興的難得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阿拉伯人自身不努力，那么中國為什么要熱衷于幫助阿拉伯人的文明復興事業呢？”（P.146）

在《文明的追隨》一書中，薩米爾反復強調了學習中國經驗對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認為，他真正想表達的，反映在全書結尾的這幾段話中：

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振復興事業，而中國為其提供的不僅僅是可資學習和借鑒的經驗，還有未來的機遇，我們必須珍視并牢牢把握。如果說自從拿破侖以武力打開阿拉伯世界大門以來，西方列強（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出于種種原因一直剝削、壓迫阿拉伯世界，那么有希望成為世界上重要一極的中國不會像西方一樣對待阿拉伯世界，而是會與我們站在一起，與我們攜手創造公正的國際環境，解決阻礙阿拉伯文明進步的各種問題。

為此，我們要發展好同中國的關系。……中阿雙方間在經貿上的密切合作為雙方帶來了財富，但這對實現更高層次的戰略利益、對實現阿拉伯復興來說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文明的視角出發處理好同中國的關系，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實現我們在物質與非物質層面的文明復興。

阿拉伯人渴望更加美好的未來，中國提供的各種機遇不容忽視。從重視中國的“非模式”發展到對中國的“文明追隨”，我們必須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這將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在中國努力實現“中國夢”的同時重振自身的復興大業，早日實現“阿拉伯夢”。（P.151~152）

這段文字是全書結語，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薩米爾所說的“文明追隨于中國”的真正含義，而這其實并沒有在書中直接說出來，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個核心國家的情況下，他期盼由中國來充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路人；阿拉伯世界通過與中國這個“將來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與之相抗衡的國家”的國家結成“命運共同體”，獲得中國的支持和指導，通過學習中國的“非模式化”發展方式，實現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復興事業。

當然，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救亡壓倒復興”的問題，薩米爾給出的答案，其實是依靠中國某種形式的的“保護”來完成救亡。確實，基于阿拉伯世界、伊斯蘭世界分裂的現實，他們是難以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救亡”的，而沒有“救亡”談何“復興”？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救亡”，但中東看不到希望，所以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倒也不必苛責薩米爾的“局限性”。

在《東方的復興》中，薩米爾的觀點又進一步發展了。薩米爾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阿拉伯世界與中國結成“利益共同體”，并對中國進行“文明追隨”的天賜良機。

在薩米爾看來，中國政府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不僅意味著中阿之間更大規模的貿易、投資、人員流動，更意味著阿拉伯國家可以借此機會，更好地吸收、利用中國日益成熟的生產能力和科技成果。當先進的國家正在熱烈討論、大力發展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3D打印時，多數阿拉伯國家則還在工業化的大門內外徘徊。

“一帶一路”所重視的產能合作、所倡導的“授之以漁而非授之以魚”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科技發展所亟需的。因此，薩米爾呼吁阿拉伯人不要滿足于做一個“商業”的民族，要從戰略高度看待“一帶一路”倡議，借助中國這一倡議的豐富內涵和務實舉措加快阿拉伯國家工業化進程，成為“創造”的民族。

如果薩米爾的這些分析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阿富汗與阿拉伯世界同屬伊斯蘭世界，在社會形態和文化上有眾多的共同點，他的這些觀點，對于今天的阿富汗，也同樣適用。如果阿富汗能夠按照薩米爾的設想，與中國建立起“利益共同體”的關系，那么其發展前景將大有可期。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其實已經表明了態度，塔利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與東伊運等恐怖勢力斷絕關系，劃清界限，并予以打擊。這是塔利班滿足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只有這樣，中國和阿富汗建立起“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阿富汗對中國的“文明追隨”才有可能。塔利班會作何選擇，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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