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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雷望紅】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后文簡稱“雙減”政策）。

“雙減”政策的出臺引起社會轟動和熱烈討論，據筆者調研發現，眾多家長們對“雙減”政策尤為支持和擁護。

有家長在開學前給筆者發來消息，說孩子學校課后延時服務實行了“1+X”模式（“1”是指指導學生完成作業，“X”是指拓展學習空間，開展豐富多彩的興趣小組和社團活動），這模式可謂家長的福音。其實據筆者調研，一些學校在“雙減”政策出臺前，就提前探索了課后延時服務，學生幾乎全員參與，家長支持率極高。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因提倡“快樂教育”，學生放學時間早，在校時間短，使得學校教育的部分責任外溢到家庭和市場。由于家庭教育和市場教育具有私人屬性和排他性，容易產生私人之間的無序競爭，導致家長形成經濟和精神雙重負擔，學校的教育秩序也受到沖擊。

“雙減”政策的出臺重新強調了我國義務教育的公共屬性，同時強化學校的主導地位，將教育主導權重新交還給學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為家長減輕教育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

可以說，“雙減”政策是我國公共教育回歸的最強號角。

調試三種關系

在“雙減”政策之前，家庭力量和市場力量深度介入到學校的教育中，導致學校的教育主體性和教育權威性受到影響。

一些老師曾自我調侃，“現在學校是弱勢機構，老師是弱勢群體，誰都可以介入教育，誰都可以指責學校和老師，誰都可以教育學生。”

換言之，家庭和市場的介入，使得學校教育失去了統一性和主體性，教師變得不知道該怎么教育學生，也不再清楚學校、家庭和市場誰才是教育的核心主體。

“雙減”政策將教育時間和教育空間重新交給學校，不僅是一種教育責任的賦予，更是一種教育權力的賦予，即不是誰都可以介入到教育中的，學校再次回歸到教育的主體地位，并重新強調了教育的公共性。

而學校主體性和公共性的回歸，能夠有效調試三種關系。

一是調試家校關系。

在兩點半、三點半放學的時代，家長因要參與學生放學之后的接送和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金錢，很多家長對學校確實有較大的怨言。

曾在南京某區調研時，一位在黨校工作的媽媽吐槽小學放學太早，自己每天只能上半天班，因為下午要早早地趕到另外一個區接小孩放學。

城市有的家長除了上班以外，其他時間全部都是圍著孩子轉，忙于接送孩子到各種類型的培訓機構，還要應付班級微信群里的各種“家長作業”。

中關村一小門外等候接孩子的家長（資料圖/中新網）

相比于城市家長，農村家長多不能接送小孩放學，經濟條件稍好的家庭會選擇將小孩送到私立學校就讀，在私立學校可以寄宿托管，如此可以免除接送麻煩和管教負擔。

筆者在湖北某鄉鎮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所條件極其簡陋的私立學校學生爆滿，家長們普遍不愿意將學生送到裝修一新的公立中小學——主要原因是公立學校放學太早，學生學不好，家長們感覺公立學校是在放養學生，因此對公立學校的評價特別差。

“雙減”政策減輕了學生學業負擔，但是增加了學生在校時間，學校承擔起更多的教育責任。這對于家長而言也是一種解脫，他們不再被迫卷入到教育中，家校之間的某些沖突會自然消弭。

二是調試親子關系。

教育本身具有科學性、專業性和系統性，家長在指導孩子完成作業時之所以會出現“雞飛狗跳”，就在于忽略了教育的特性。

由于家長不是專業出身，缺乏專業的知識基礎和教育方式，而知識的更新速度快，很多家長都不懂得如何教小孩，在指導小孩的過程中總是面臨著各種問題。

有家長在指導孩子完成作業時，天然地從自身的認知水平出發，認為小孩子已經掌握了成人所掌握的知識，家長無法做到換位思考和同理心，同時他們也不清楚老師教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在指導孩子的過程中就經常會出現信息錯位和親子沖突。

在筆者曾經居住小區的對面樓上，一位小學生只要到了寫作業時間，其母親和父親會輪番對著他吼叫。

相反，老師因受過專業的訓練，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他們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就很容易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問題，容易將學生不懂的知識講通講透，并且因清楚課程進度和學生的吸收狀況，具有指導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因此能夠給予學生有針對性的指導。

在學校重新接管學生的課后時間之后，親子之間的關系可以回歸到情感關系，擺脫不專業的教學關系。可以預見，親子關系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家長不僅可以將更多的時間精力用于自己的工作中，也可以擁有更多用于親子情感互動的時間。

三是調試同輩關系。

同輩關系是我們極易忽略的一組關系，但是在中小學階段卻是極其重要的一組關系。

在“雙減”政策出臺之前，家庭和市場獲取了一部分的教育權力，無主體的家長會在自我設置和市場推動的焦慮中將子女推向內卷的教育競爭，其焦慮來源就是同輩群體之間的競爭。

一位家長曾對筆者談道：“別的小朋友去參與了什么培訓，學了什么，我家小孩不學就會落后落伍。還有一些東西你不學，你就融不進他們（指同輩群體）的圈子”。

所以學生之間形成一種高度競爭性的關系，彼此陷入到家長和市場所制造的內卷化的教育場域中。

孩子本是天真的，學生之間是有情感的，但是他們被壓力、焦慮和負擔所席卷，喪失了真誠交流的時間和空間。雙減政策將學生從教育焦慮中解脫出來，使得學生之間的關系可以重歸一種和諧相處的狀態。

在已經開展課后延時服務和暑期托管服務的學校調研發現，學生們都愿意留在學校里和同學們一起寫作業、一起開展活動。比如一所城區小學的一個一年級小朋友，他母親擔心學校的服務質量不佳，想將孩子帶回去自己教，但是小朋友堅決不回去，他想跟同班同學們在一起。

在學校校園活動的開展上，學生之間同樣不是一種競爭性關系，而是一種協作共生的關系，他們會一起學習、相互指導、共同表演。校內的素質教育活動所培養的是一種集體精神，尤其在匯報演出時，學生們的那種集體榮譽感一觸即發，學生的團結力和凝聚力在活動中得到了極大地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