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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雷望紅】

一

2021年11月29日，國家正式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后文簡稱《教師法（修訂草案）》）。《教師法（修訂草案）》的發布大大鼓舞了一線教師隊伍，有一線教師看到發布信息后徹夜難眠，激動地打來電話向筆者傾訴自己的思考。

相比于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后文簡稱1993版《教師法》），《教師法（修訂草案）》新增和修改了大量的內容，條款內容從43條增加為57條。

從條款內容來看，《教師法（修訂草案）》根據時代變化和國家要求明晰和強化了教師的職責使命，進一步理清了教師的權利、義務、發展導向和權益保障等問題，核心目的是要建設一支符合新時代的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發展。

《教師法（修訂草案）》的出臺，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國家通過修訂《教師法》表現出國家對于教師隊伍的重視——畢竟時隔28年，終于再次在法律層面強調教師隊伍的重要性了。

其中第四條（基本原則）明確提出要“堅持把教師隊伍建設工作作為基礎工作，堅持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和職業地位”。相比于1993版《教師法》只是強調“全社會都應當尊重教師”，《教師法（修訂草案）》顯示出國家對于改善教師隊伍地位的決心。為此，國家將專門建立教師榮譽表彰制度，設立國家教師獎，對有重大貢獻的教師，依據國家有關規定授予人民教育家、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全國模范教師、全國優秀教師等稱號。

國家之所以在時隔28年之后重新修訂《教師法》，確實與教師地位的急劇下降有關，重新修法有強烈的提高教師地位之意。

調研中經常聽到一句話：“現在的學校是最弱勢的機構，老師是最弱勢的群體”。如果再不改變這種格局，教師職業認同感下降，不僅無法教好這一代人，而且將會影響下一代青年對于教師職業的選擇。

要建設一支符合新時代的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需要認清教師的“弱勢之感”何來并予以改變，并從教師激勵和隊伍建設等方面下功夫，從而為教師“增權賦能”。

二

教師的弱勢之感，一部分來源于家長、媒體乃至政府在對教師懲戒問題上的自利性選擇。

盡管國家規定了教師合法享有教育懲戒權，但是在具體執行中，家長、媒體和政府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往往只從個人體驗或個體利益的角度出發，選擇犧牲學校和教師，致使教師教育懲戒權旁落。

教育懲戒權的旁落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家長的糾纏不清。

對于教師的教育懲戒權，大部分家長是支持的，至今仍然有一些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家長，由于自身缺乏教育時間和教育能力，愿意接受老師對小孩的批評和責罰。他們高度依賴教師對于孩子的管理，同時也認同教師的管理方式。

但是有些家長則對教師的懲戒極為敏感，一旦發現老師懲戒了自家孩子，就不問緣由不依不饒，輕者到學校指責老師，重者到教育局或政府舉報，更有甚者召集家長圍攻學校或群體上訪。

筆者一個朋友的小孩所在的學校，因一小女孩在體育課上不守規矩，被體育老師要求在操場邊罰站（時間不長，也未出現任何問題），被同班同學的家長看到后給該女孩的母親發了一段視頻，女孩母親就鬧到學校要求解聘體育老師，學校綜合考慮后將體育老師調離該班。該班因為同樣類似的原因把班主任趕走了，結果導致沒有任何老師敢接任該班班主任。

家長對于學校管理的隨意僭越和規則的選擇性強調（不提學生不遵守學校管理規則，只強調國家對于老師的規定），使得教師在面對學生時失去了管教的勇氣和能力。

二是媒體的推波助瀾。

隨著自媒體時代的興起，新聞傳播變得愈加不嚴肅，信息難辨真偽，傳播速度卻愈加快速，一個真相不清的事件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被媒體和網民定了性，老師也在不知不覺地上了公眾的“道德絞刑架”。

在面對諸多校園懲戒事件時，一些媒體不經分辨就隨意給學校和老師扣帽子，甚至助推家長“維權”，容不得學校和老師澄清事實，所有的澄清都成為了辯解，導致學校開展工作變得束手束腳。

西北某初中一個女孩，因當了班長之后心高氣傲，把班主任都不放在眼里。一次班主任布置任務她拒不執行，班主任氣不過踢了她一腳，她的家長謊稱影響女兒生理問題，學校讓去醫院做檢查又不去。當地網紅將此事傳至網絡上，在全國范圍內發酵，公眾嚴厲譴責班主任并要求賠償。在媒體和輿論的主導下，這位班主任被調離教師崗位，并賠償對方一萬元，個人名譽盡毀。

而不為人所知的是，該家長具有明顯的“敲詐勒索”嫌疑，這家的小兒子在學校被懲戒，同樣以“體罰”之由向學校索取了1萬多元的賠償。然而，推動事件升級的媒體會將此真相和后續發展公開嗎？即使有些事件有幸能夠反轉，但是對學校和老師的傷害卻不可逆，亦無人承擔這種傷害的代價。

三是政府的息事寧人。

在面對教師教育懲戒問題時，政府的態度十分關鍵：如若政府能夠堅守學校正義，明辨是非，科學決斷，可以起到既保護學生也保護教師的目的；如若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將責任全部推脫到教師身上，傷害的不只是一位老師的尊嚴，而是一群老師甚至所有老師的尊嚴。

現在的一個不良傾向是，不論學生對錯，只要是家長鬧事、媒體傳播，小問題演變成大事件，政府大概率優先選擇息事寧人，采取嚴懲教師、答應家長各種無理訴求的做法，老師成為不折不扣的“背鍋俠”。家長和媒體成功地綁架了政府，學校和老師則被或無情或無奈地犧牲。

《教師法（修訂草案）》第二章第九條第（三）點指出，教師享有“指導學生的學習和發展，評定學生的品行和學業成績，對學生進行表揚、獎勵、批評以及教育懲戒”的權利。但是現在所提的“懲戒權”實際上是一個空洞的詞匯，教師缺乏實行懲戒權的有力抓手。

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老師體罰學生，是因為學生犯錯才懲戒學生，懲戒是為了更好地教育而非傷害，只要沒有對學生造成大傷害，政府就應當保護老師，家長和媒體就不應該無端指責。如果《教師法（修訂草案）》不對教師的懲戒權進行明確界定，不對教師的懲戒行為進行保護，“教育懲戒”的權利就無法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