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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壓力大。

“防溺水”工作陷入了一個政策執行謬論中，這項工作不是完成了相關工作就可以結束了，而是要反反復復地做，而且就算做得再多，只要出現了一起安全事故，所有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如中部省份某縣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2022年因出現2起學生溺亡事件，全縣的“防溺水”工作就被一票否決。

對于學校和老師而言，只要是本校的學生出現了溺水事故，不論何時何地，都會倒查學校和老師。倒查的內容就是上級布置的工作是否按時按量地完成，如果任何一個環節有疏漏，一定會追究學校和老師的責任。即使每一項工作都做得特別好，學校相關領導和老師也要背一個記過的處分。

舉個例子，中部省份某街道2名學生暑假被父母從打工地送回來，他們想到水邊玩耍，被管護員勸阻離開，結果他們又趁管護員不注意偷偷折返回來，兩人下去游泳最終溺亡。事情發生后，上面就倒查學校管理的各個環節是否有問題。該事件中，盡管各個環節都沒有問題，校長、分管安全的副校長和班主任還是承擔了責任，給予了家長一定的人道主義補償。

因此，學校領導和一線老師壓力都特別大，每天都處于緊繃狀態，生怕本校的學生出事；上面安排的任務，無論面臨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完成，否則出了問題更麻煩。

如2022年3月28日，某縣教育局發通知要求全縣中小學3月31日之前要完成家訪工作。那幾天剛好下暴雨，但是工作還得做，結果一位老師將車開到水溝里去了、一位老師騎著摩托車被狗追著跑。

四苦，意義弱。

盡管宣傳“防溺水”、保護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是必要的，但是目前的種種做法不斷削弱老師們參與此項工作的意義感。

一是大量、重復的工作擠占了他們教學實踐和思考教學的時間，教書育人的教育意義被削弱。

如有學校校長直言，“‘防溺水’工作每天早上說5分鐘，晚上放學前說5分鐘，還要拍照、寫記錄、拍視頻，辦事要留痕。老師們根本沒有心思抓教學，都在應付各種檢查”。

二是老師做得越多，家長管得越少，一旦出了問題就賴上學校和老師。

上級要求政府和學校做得再多，學生的監護人不管，學校也沒辦法。有老師反映，防溺水的每個環節都很重要，關鍵是家長不重視。一些學生放假回家后，爺爺奶奶就在家打麻將，如果出了問題，就找到學校。這種權責倒置的觀念使得老師們越做越傷心，越做越絕望。

三是做得再多，都抵不過不確定的風險。

一旦出現溺水安全事故，上級不顧邏輯、不論是非就來倒查學校的具體工作是否到位，這些不確定的后果還是要由學校和老師來買單。因此，老師們做得再多再好，既無法獲得家長的認可，也無法給予自己安全感。

執行偏差

“防溺水”工作之所以引發一線教師叫苦不迭，原因就在于對這項政策的理解與執行出現宣傳工作政治化、簡單工作復雜化、實質工作形式化、家庭工作學校化等偏差。

宣傳工作政治化，是指“防溺水”工作的本質是一項社會宣傳工作，學校承擔“防溺水”宣傳任務無可厚非，但是在推動工作的過程中，卻出現了政治化的傾向。

具體來講，一是目標上的政治化，即將“防溺水”宣傳工作的目標定位為“零溺亡”。但是，誰能夠確保沒有溺亡事件發生，誰能夠時時刻刻監督著未成年人不下水呢？二是執行上的政治化。這項工作不僅動員學校，還動員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結果，這項工作不僅偏離了原初的宣傳目標，而且因政治壓力過大，影響了一線教師的心理健康，。

至于簡單工作復雜化，原本“防溺水”工作的內容并不復雜，核心工作是提醒學生下水游泳注意安全，避免因風險而出現傷亡；然而，為了提醒學生及其家長，層層加碼、不斷加壓，一項簡單可完成的重要工作，變成了繁瑣無比、痛苦不堪、反復折騰的令人厭棄的工作。

而所謂實質工作形式化，說的是當下太多形式工作掩蓋了“防溺水”工作的實質意義。

“防溺水”工作的核心是要讓未成年人學習如何與水相處，而非遠離水源，因此需要教會學生如何識別水域環境、如何與水相處、如何在遇到危險時自救；結果，現在的“防溺水”工作變成了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反智主義。比如很多地區要求師生們參與《中小學生防溺水應知應會知識測試題》，一定要按照標準答案回答，實際上師生都是對著標準答案抄一遍，答案也令人很無語，浪費的是師生的學習時間。

家庭工作學校化，則是指本應是家庭承擔的工作，卻成為學校的責任，學校不僅要介入，出現問題后還要由學校承擔責任。自然，相應地會帶來兩個不良后果：一是家校權責模糊，出事后極易引發家校沖突；二是學校責任擴張擠壓學校的核心工作，極大地影響教師本職工作的開展。

糾偏建議

目前，對“防溺水”工作的執行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政策初衷，嚴重影響到一線教師的日常工作和心理健康，因此極有必要及時進行糾偏。具體來講，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重新定位目標，回歸基礎宣傳功能。“防溺水”工作可以繼續開展，但是確實不需要如此大張旗鼓、過度動員。政府和學校的事務“無窮無盡也”，也未必能起到完美無失的政策效果。

二是減輕工作內容，切實為教師“減負”。即大幅度減輕與基本目標無關的相關活動和任務，按照基礎的宣傳目標去完成任務即可。上級政府相應地也要改變工作作風，給予基層自主宣傳的空間，避免目標偏移和過度動員——這點因素某種程度上更為關鍵。

三是厘清家校責任，避免學校深陷其中。將責任推給學校，不僅無助于強化家庭的責任意識，反而會強化家庭對學校的依賴和對政府的要求，與此同時，也會侵蝕學校的主體功能。因此需將學校和教師從這種被動的局面和繁瑣的工作中解放出來。

反思對“防溺水”工作的執行是否適當，歸根結底可能還是要切實回答一個問題：誰能百分百保證“零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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