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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則直言不諱批評英國政府這樣的決策是在拿公眾安危玩“輪盤賭”。他表示：“這是一個錯誤。正如一位英國流行病學家告訴我的那樣，他們的決定非常令人失望——英國本應立即采取更積極的社會疏遠（social distancing）措施。”

筆者總結了許多病毒學者反對“群體免疫力”作為公共防疫策略的主要理由，一、這種通過暴露感染獲得“群體免疫性”的理論過去從沒有在任何人類公共衛生實踐中被驗證過（對于天花的群體免疫力是人類幾百年反復接種獲得的）。特別是新冠病毒屬于RNA病毒，變異快，和接種疫苗不同，通過感染獲得的“個人免疫力”是否持續有效（6個月還是12個月有效）？是否對之后的變異病毒后代有效？都是未知數。

二、這種大面積的主動感染傳播，還會激發病毒基因新的變異，使得病毒更加難以控制。

三、即使對于老年人加強保護，在感染的人群中一旦重癥率達到5-10%（目前的統計重癥率在15%-20%左右）的話，將會是一個天文數字，恰恰會擊穿“拖延戰略”旨在要保護的醫療系統。

還是霍頓說得好，英國應該從中國和意大利抗擊疫情中的規律與數據中學習，把自己的決策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之上。

3月13日晚上，Timothy Gowers——英國的天才數學家，也是這次負責為英國首相府“拖延戰略”搭建數學計算模型團隊的主要貢獻者之一，在自己推特賬號上宣稱，經過進一步的思考他得出了新結論，在實行所謂的herd-immunity strategy（群體免疫力戰略）的過程中，必然會犧牲掉英國現有的醫療系統（他使用的是overwhelming the hospital system）。

德國資深病毒學家Alexander Kekulé也在推特上發聲大批德國政府“無知”。他寫道：“確診感染人數遠低于德國的奧地利已宣布全國停課。而聯邦政府對待疫情的無知無畏，最終會讓新冠病毒疫情在德國大爆發。”

就Gowers的最新反思，筆者詢問德國一位華人病毒學教授，他很不以為然，認為德國的醫療資源條件各方面比英國要好得多，這幾個月又在不停頓的儲備戰略資源（大家明白為何瑞士的口罩和手套要被扣下了），應該能夠比英國更有條件實施“delay strategy”、從容應對重癥患者浪潮沖擊。

和大家一樣，我很容易在網上查到以下對比數據：8000多萬人口的德國的確富豪，擁有45萬張病床，10萬多的護士，而6600萬人口的英國只有15萬張病床，5萬左右的護士。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德國醫院帶呼吸機的重癥病床有28000張，超出英國ICU病床總數的5倍多。但和英國一樣，德國ICU床位的80%冬春季節是被占用的，資源平衡很脆弱。就算按照聯邦衛生部要求執行Pandemieplan（德語：大流行應急計劃）能夠抓緊騰出10000個重癥床位，也才剛剛能夠應對45天-60天之后消極政策實施期待的后果：即面臨50-60萬患者中，那些重癥病人的出現。

面臨每月新增60萬以上患者的現實局面，來自柏林技術大學一個專家團隊的預測，有研究團隊也說德國的醫院應該可以應對這樣的局面，不過筆者看了那個測算，其中有一個極其不靠譜的假設：中重癥病人在醫院的平均治療時間是3天。

按照現在每7天增加4倍的指數規律來測算，4周之后德國達到6萬以上患者的水平，預計屆時進一步社會隔離措施發生，可以減緩感染增速50%（7天增加2倍），5月中旬則可達到50萬級別，月底達到60萬毫無問題。若其中5-10%為重癥患者，平均入住8-10天（武漢的數據是接近20天），則需要征用10000到20000個ICU床位，在這樣的高負荷下，要連續運轉6-8個月到冬季的來臨，屆時每月新感染浪潮和其它基礎病患者發病的冬季高峰將可能擊垮德國醫院體系。歐洲國家都在積極動員剛剛退休的醫護人員返回崗位，但有專家指出，人力資源緊張的瓶頸會是把德國整個醫療體系拖下水的“阿喀琉斯之踵”。

下表是各國家每千人的床位數，醫生數，護士數量

上面還是一些理論上對德國“拖延”政策實施8周后，醫療體系極限應對能力估算。筆者認為實際上2周后，類似武漢早期的壓力考驗會在德國“重災區”北威州首先來臨，北威州人口為1770萬，目前患者數超過2000多人，在3月7日還堅持舉辦了一場5萬多人的德甲賽事，一周后將達到1萬患者，二周后形成2-4萬感染者的潛在池子，將超過今天意大利確診數！對應的5%重癥患者就是2000人涌現，這個規模會不會把北威州地區的醫療資源能力突破，這是真正第一輪壓力測試。按照意大利和武漢的經驗，產生該點醫護人員大面積傳染（10-20%的感染率）概率很高，救治死亡率也會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