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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旋轉門”是美國政學商圈子里的一個常見現象，這一機制有助于思想和專業知識在政府與非政府機構之間快速傳播。在美國智庫，研究人員經常“旋轉”出去從事政府工作，而前政府官員也可以“旋轉”進來接任研究工作。

盡管“旋轉門”一詞對中國社會來說還比較陌生，但這一做法實際上早已有之。中國的“旋轉門”此前基本上是單向的，即一些高級官員退休后進入智庫從事研究工作，但反向的“旋轉”卻很少發生。不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的表態和舉措透露出一個信息——完整版的“旋轉門”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智庫的重要支柱。

在過去兩年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壯大和發展中國智庫。2016年4月，他在一次講話時表示，他愿意將智庫機構視為黨的領導干部的新來源。習近平表示，要“把優秀人才凝聚到研究部門中來”，并“打破體制界限”，讓人才能夠在私營企業、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之間實現有序流動。他還明確指出：“國外常見的‘旋轉門’制度有其優點，中國應該有所借鑒”。

在過去十幾年里，多位中國共產黨退休官員加入了著名的研究機構和智庫。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出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這是北京一所聚焦國內和國際事務的智庫。前國務委員唐家璇出任中國國際關系學會會長，此后又擔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顧問。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則同時擔任南京大學周恩來政府學院，以及位于北京的外交學院和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在2008年退休后擔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12年退休后也出任暨南大學校董會董事長，并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名譽院長。上面只是退休的中共高級官員“旋轉”進入智庫繼續發揮影響力的部分例子。

然而從智庫到政府的反向“旋轉”卻頗為罕見。長期以來，要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具備豐富的省一級乃至地方工作經驗是先決條件。但習近平主席開始打破常規，在挑選核心團隊成員時開始看重智庫經驗。值得注意的是，兩位他最重視的助手就是從政府智庫開啟政治生涯的，如今他們即將獲得擢升，出任黨內高級職務。

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他也曾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顧問）在進入政策研究室之前曾是一位學者。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出任該職務之前，曾在國家信息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王滬寧、劉鶴二人進入習近平的核心團隊靠的是他們作為思想家和顧問的專業能力，兩人從未擔任過省級或地方領導職務。這揭示出，習近平已經為智庫學者躋身黨的高級官員打開了大門。

習近平還放寬了曾在國外留學的海歸們加入中共領導層的大門。據新華社2016年8月3日報道，“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建設的意見》”，這份《意見》指出，“各級黨委要重視加強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的黨建工作，依照黨章，結合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特點，開展黨的工作。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應當成立黨組，并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保證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始終保持正確方向”，這也被解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借此呼吁歐美同學會成員加入中國共產黨。

目前，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大量供職于中國研究機構和智庫，在經濟學和外交領域尤其如此。例如，自2005年以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全部24名教師都是海外留學歸國的學者。其他智庫，例如“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海歸的比例也相當高。由于海歸人員已成為各大智庫的支柱性力量，因此習近平強調吸收這些人員的表態有可能被制度化，一些優秀學者將通過智庫被擢升進入黨的領導階層。

習近平核心團隊的構成顯示他對海歸人員在黨的領導層脫穎而出的能力具有充分信心。陳希上世紀90年代初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目前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主管高級官員的人事任命。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曾在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在制定中國金融改革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前面提到的王滬寧和劉鶴二人也都曾在海外生活和學習：王滬寧在1988到1989年期間曾是美國愛荷華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學者，劉鶴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這些并非個案。在黨的高級領導層中海歸人員的比例已經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在201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海歸人員占比達14.6%，比2007年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高4個百分點，比2002年十六屆中央委會高8.2個百分點。盡管總數依然較少，但隨著中共進一步向海歸敞開懷抱，可以預見智庫將成為招賢納士的重要渠道，由此或將出現一大批熟悉黨的政策且具有前瞻思維的領導人。換言之，智庫機構將為優秀的海歸人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搭建一座橋梁。

河南省委書記謝伏瞻的升遷軌跡具體闡釋了這一現象。謝伏瞻1991年到1992年間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2000年后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先后完成學習。他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家統計局擔任領導職務，并于2008年擔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他在智庫的職業生涯一共長達30年。2013年，他空降河南省擔任省長，并在2016年擔任河南省委書記。

中國智庫機構形成真正的“旋轉門”機制仍有待時日。習近平關于增加人才在智庫和政府間流動的表態，以及他招募海歸人員入黨的做法，令智庫成為培養黨的領導人的全新渠道。這一趨勢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全新的“旋轉門”現象將注入更多元的觀點和背景，并為中國的國內和國際事務帶來一系列新的機遇和挑戰。

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商業領袖們是否有可能被吸納進入中共領導階層呢？近幾年來，多位新任省級領導（省長和省委書記）都曾在中國國有企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這意味著企業精英將在未來的中國政壇扮演更加受到矚目的角色。

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過去近5年里，有越來越多國有企業領導轉而擔任省一級領導。前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慶偉和前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別出任河北省省長和山東省省長；2015年擔任遼寧省省長的陳求發有在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的工作經驗。

僅在2016年，就有三位國有企業領導轉任省級官員：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曾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湖南省長許達哲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董事長；江西省長劉奇曾是化工企業巨化集團的董事長。而就在今年1月，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馬興瑞出任廣東省省長，前北方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張國清出任重慶市市長。

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廣東省省長馬興瑞（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幾位獲得擢升的官員中，有兩位曾擔任國有銀行的掌門人，有四位曾擔任中國國有航空航天企業領導人，其中有兩位都來自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這家公司是中國從事航天項目的國有企業。上述信息顯示，習近平對航空航天以及金融部門是非常重視的。

也許有人會說，這并非什么全新的現象。畢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江澤民和李鵬進入政壇之前，都曾有過在國有企業工作的經歷。但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規模要小得多，而且地方性十分明顯，與今天中國國有企業強大的實力和世界影響力完全無法相比。

雖然有一些中共高級官員曾擔任國有企業領導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1997年前曾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而國務委員郭聲琨2004年前曾擔任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但習近平上任后，前國有企業高管擔任省級領導的速度和規模是過去無法相比的。自2016年初以來，以這種方式晉升省級官員的前國有企業領導已經達到了6名，這證明，這一趨勢在明顯加速當中。今天，這一官員群體已經頗具規模，在中國62位現任省級官員中，已經有10位來自國有企業，其比例超過了16%。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省一級的行政管理經驗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在中國，治理一個省并不簡單。一個中國普通省份的的人口甚至比一個歐洲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就像很多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一樣，這些省一級的領導們非常關心自己所管轄省份的經濟發展狀況。他們的日常工作需要應對各項嚴峻挑戰，例如降低失業率、推動社會財富分配正義、維護社會穩定以及解決人民的社會福利問題等。

當然，省一級的行政管理經驗對于進入中共中央領導階層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進身之階。在2012年選出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76%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曾擔任過省一級領導職務。另外，國企前高級管理人員不只有機會進階擔任中共高級領導職務，張慶偉、馬興瑞和張國清這三位非常年輕的才俊甚至已經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為何習近平提拔這些國有企業高管主持省一級工作呢？這些國有企業高管出身的新生代官員大多具有技術背景，一般認為他們“更少受到官僚利益和不良風氣的污染”，有利于打破官場中地方山頭主義和派系固守利益的格局。這些國有企業高管出身的新生代官員具有大量、多層面的商業運作經驗。習近平期待他們能有效提高所在各省的金融管理水平并貫徹中央政策以提振地方經濟。

企業界領導進入政界將對中國的政治精英產生模式帶來持久影響。這不僅將擴大人才來源，還將顯著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構成。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企業界精英與政治精英這兩個群體的日益重疊將對中國領導層產生深遠影響，并在最高層面上影響政策制定與決策。

（觀察者網馬力節譯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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