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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寄宿制學校已占據中國農村教育的半壁江山，在部分農村地區，“能否寄宿”已逐步演變為略帶福利色彩的資格競賽游戲。作者認為，伴隨事權的無限擴大和財政經費及專業人員的緊缺，學校日常管理從“直接懲戒”走向“間接懲戒”直至“故意無視”，進而出現了由“隱性輟學”到“顯性輟學”的變化。

從“懲戒術”的視角切入，可以發現政府主導推動的自上而下分解式留守關愛體系，實際上屢屢受挫。在此影響下，中國西部地區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越被關愛，卻越陷入到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如何行之有效地關愛這群規模龐大的鄉校學生，需要全面反思和檢討。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直接懲戒的兩種形式：“肉體疼痛”與“身份標簽”

（一）直接懲戒：通過肉體疼痛而達至的規訓

以中國西南芥縣云鄉學校為本次研究農村寄宿學校的微觀樣本，我們發現在上學距離變遠使底層孩子能否寄宿鄉校日益演變成為一項略帶福利和獎勵色彩的資格競賽同時，“懲戒”也悄悄地與“住宿”搭建起了內在復雜的關聯。中國農村學校布局結構調整重心上移至鄉鎮使底層鄉校規模日益增大，但學校管理卻面臨現實壓力：

一方面建有教師周轉房的縣更可能將房建置于縣城，其一形成集約效應，其二吸引新教師留任，而沒有周轉房但撤并后校點重心移至鄉鎮的縣，愈來愈多的教師在更為便利的縣級交通和縣城居住條件、更為優越的內在強動機刺激下，居住的縣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西部鄉校的空編率、教師借調等致學校日常人手不夠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師配備等依然嚴重不足。

筆者所調研的四川芥縣云鄉學校同樣面臨現實困難，芥縣在縣城建有教師周轉房，一部分已申請到周轉房的云鄉中老年教師每天往返于鄉縣之間，而另一部分年輕教師則因為戀愛等各種現實因素也在縣城租房，35位教職工中真正留在云鄉場鎮的僅有4人，其中包括德育主任鄧暢和附設幼兒園教師張麗。云鄉學校并沒有專職的生活教師，因此，鄧暢和妻子張麗在校長的多次游說下才兼職做起了生活教師。鄧暢負責男生宿舍區98名男性住宿生的日常管理，而張麗則負責女生住宿區83名女性住宿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181名住宿生卻只有2名生活教師從事住宿管理的現實，使云鄉學校這些底層的孩子們在白天痛苦的時間、空間、關系、知識多元規訓后，不得不積極地在晚上熄燈就寢后尋找似乎難得的自由機會，而黑夜提供了白天學校空間敞視主義狀態下密集監控所不具備的現實條件，再加上對學校夜間管理人手不足的自信和僥幸，云鄉學校住宿生晚上違紀率顯著高于白天。

在田野調查中，住宿的云鄉孩子們悄悄向筆者透露了他們的秘密：“抽煙、喝酒、打牌其實都不算什么，晚上一幫兄弟偷偷翻學校圍墻出去走10里路到隔壁朝鎮網吧打游戲也經常發生……夏天比冬天偷偷翻圍墻次數多，因為太熱就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遠的河溝里游泳，涼快了再翻回來……冬天翻出去會少一些，主要是冷，但也有，前幾天隔壁宿舍九年級的才翻出去爬樹捅了個馬蜂窩下來。”

面對住宿生屢禁不止而烈性強度每況愈增的日常違紀，鄧暢還是會動用打手板、罰站、抄寫作業、面壁思過等常規性的直接懲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體疼痛。按鄧老師的話講，叫做讓他們“痛并快樂著，長點記性”。

當然，老師為了防止被學生貼上體罰的標簽，一般都不會直接動手打學生手板，而是讓違紀學生之間展開“自我教育”：違紀學生中的一方扮演教師的角色對另一方展開像秀場一樣的“訓斥”和“打罵”，而另一方則顯然需要積極假意配合，不時發出遠超打手板本身所施疼痛所致的尖叫以示直接懲戒的程度激烈而自己會“長記性”。但事實上，違紀學生雙方都巧妙的達成共識，表演與事實之間的懲戒差往往恰到好處，因為過一會就會輪到彼此角色互換。

后來，因為雙方互利的博弈表演，打手板這樣的直接懲戒發生事實上的修正，特別是在三人以上的違規事件中，往往采取交叉懲戒的方法來“長記性”，如第一人打第三人，第三人打第二人，而第二人打第一人。而兩人間的違紀則多采取罰站，特別是在夏日和冬夜，借助于強烈的陽光和寒意，直接懲戒的疼痛往往更利于“長記性”。

抄寫作業、面壁思過也往往作為重要的直接懲戒備選項而展開，但多被班主任教師所利用，德育主任鄧暢采取這兩個懲戒項時所運施的對象也僅僅限于自己所擔任語文科任老師的八年級，抄寫作業一方面可以帶來肉體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能通過重復帶來學習效果的機械提高，因此也成為了直接懲戒的重要選擇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