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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間接懲戒： 對個體日常既有便利的剝奪

取消住宿便是這樣的一種新型懲戒術，并逐漸演變成了間接懲戒嚴峻程度較高的規訓手段，它本質上使當事主體都不會將之與體罰聯系上，但卻又將直接的顯性痛楚轉化為了間接的更為柔化和隱性的痛楚，將“瞬時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長至“日常性”和“延時性”中。

以云鄉學校九年級黃明、李萬和八年級楊剛所受到的懲戒為例。黃明和李萬因為晚上在宿舍喝酒而被學校實施取消住宿四周和兩周。

12月1日，黃明和同學李萬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門倒本班垃圾的時間到校外小超市打了2斤白酒，用提前準備好的空礦泉水瓶裝上白酒放入垃圾桶中混過了門衛的檢查進入到教室里，把裝有白酒的礦泉水瓶放入書包中待學校晚上九點下課后將之帶入宿舍?；氐剿奚岷?，黃明和李萬都迅速洗漱完畢回鋪假意入睡，因為此時身兼生活老師的德育主任鄧暢會在男生宿舍區來回走動檢查，一方面解決學生臨時突發問題，如時不時的斗毆、吵架、欺弱等；另一方面，排查各種可能的潛在安全隱患與可疑問題，并時不時表揚或訓斥一兩個最近表現尚可或欠佳的典型學生。

九年級的壞小子黃明顯然在鄧暢老師那里是重點監測對象，以至于晚上沒有見到黃明的身影，鄧暢老師都會主動去到他的宿舍看一看，當鄧暢循例進入黃明宿舍，見黃明已早早上床睡覺，不自覺地還表揚了一句：“喲，今天晚上可還真乖，這么早就主動不打擾同學睡了！”顯然這是黃明不想引起鄧老師格外注意的策略。

對于底層的少年們而言，樂子是無時無刻都需要被制造的，樂子一方面是解構學校日常瑣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蓋和保護自我不當和潛在不當行為被懲戒的重要武器。聽到鄧老師的鼓勵，黃明正好用撒嬌的語氣幽默回應：“人家本來就很乖嘛！”引起宿舍一陣戲謔式的哄笑后，黃明顯然讓鄧老師安心地離開了。

熄燈后的前三十分鐘是絕對的危險期，久居宿舍的底層少年們無比清楚其中的奧妙，生活老師還會不定時的過宿舍區來回走動干預說話違紀的行為，因為前三十分鐘是寄宿制學校中被時間作息表規訓壓抑一天之久的孩子們集體心理釋放期，一方面黑暗使白天的日常監控變成了盲點；另一方面法不責眾，生活老師很難以說話違紀單純去處罰某個學生個體，而集體懲戒只會進一步強化學生的內部團結，鞏固他們的共同體意識。

因此，當說話聲難以停止且此起彼伏的時候，鄧老師只能被迫吹響緊急集合哨讓少年們全部到操場集合，按宿舍號分類每個宿舍各站一排，要么舉報出說話違紀者，要么集體罰站。黃明顯然無比清楚這個30分鐘的奧秘，他選擇努力睡覺以熬過這危險的30分鐘。

但中國西南云鄉12月的宿舍潮冷，諸多住宿生的被子都相對單薄，不少低年級的孩子會主動兩人一床蓋兩床被子以相互取暖，而對于高年級的孩子則只能把白天穿的羽絨服加蓋在被子上睡覺，但仍有不少底層孩子無法入睡。黃明顯然并無法入睡，事實上他和李萬買酒的目的此刻似乎才逐步清楚，他叫起同樣無法入睡的李萬：“怎么樣，來喝兩口，熱乎熱乎。”李萬早已等不及，去取了裝牙膏牙刷的杯子相互倒上了滿杯，第一次喝了一部分后再次上鋪，發現依舊難以入睡，不得不又再次起來把2斤酒直至全部喝完。

結果喝完酒以后，李萬倒是順利睡著，但黃明則開始從床上一直到地上耍酒瘋胡鬧，但即便如此，底層少年們內部牢不可破的共同體關系也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響的同學也絕不到生活教師值班室舉報，持續時間近2個小時后黃明依然沒有停息的跡象，舍友們開始逐步擔心黃明胡鬧會出大事，于是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鄧老師，黃明此時從廁所回來路上正好迎頭碰上鄧老師，隨即被其他同學攙扶著回到了宿舍，發現自己床上是濕的，卻不知是因自己鬧酒瘋給弄濕的，隨即又開始破口大罵。

鄧老師早已忍無可忍，直接拉著黃明就去值班室醒酒，15分鐘內再次吐了4次，之后一直趴在桌上，鄧老師不得不在冬夜里近1點給遠在20里外的黃明家長打電話速到學校處理。最后的結果是黃明和李萬都請了家長并寫了檢討書全校公開檢討，李萬被學校勒令取消住宿資格2周，而黃明則被取消住宿資格4周。李萬和黃明只能每天很早分別從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發，在復雜的山地上騎車來趕學校早上7點鐘的早自習，否則一旦遲到將構成新的違紀。

李萬和黃明的被懲戒顯然屬于對既有便利的剝奪，它與傳統意義上的罰站、打手板、面壁思過等顯性意義上的懲戒相互區別：

一方面公開的檢討使對此類行為的懲戒在同輩群體中儀式化和情景化效應得以凸顯；

另一方面，取消住宿所帶來的不方便和間接柔性的持續痛苦感使儀式化和情景化效應被拉長至日常性和延時性中，進而通過同輩群體每天可視化的不便利性和日常痛苦感（抱怨）而發散產生深層的規訓效果，這對于義務教育段學校教師懲戒力度極低（不能開除學生、因體罰和懲戒的模糊性而無法施加直接的痛苦感、檢討請家長等常規手段早麻木）的尷尬現實而言，無疑是一種更為“高明”的懲戒術。

但再高明的懲戒術也會遇到底層社會家長們的質疑，八年級的楊剛即是一例，楊剛因為屢次與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燈多時以后還繼續玩“三國殺”而被鄧暢老師當場抓住，被勒令與其他共計9位同學一起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學在公開檢討后，只能每天或自行騎車或步行或家庭一員接送來校上學放學。

從學校的角度而言，如果學生選擇自行騎車或步行顯然會讓學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資格并非理所當然，知其不易方可自覺不再在學校違紀，否則就是給自己制造不方便，而學生選擇家庭一員接送顯然會給家庭正常生產生活帶來莫大的麻煩，以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漸淡薄的底層村落社會中，家庭可具體通過給學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壓力，才能真正配合學校重視和糾偏學生在校的違紀行為，否則這些違紀行為的嚴重性懲戒往往會在家庭一方被消極解構，進而致學生的違紀行為往往難以起到綜合治愈的效果。大多數農村家庭相比于鄉校而言的道義與角色弱勢，使其理所當然的接受了這種柔性的懲戒術。

但楊剛家庭卻不這么認為，楊剛的父親是云鄉殘聯主席，母親是鄉村醫生（患有慢性疾?。?，相比于其他務農為業的農村家庭，這樣的鄉村公共人角色顯然無法接受子女被云鄉學校取消住宿資格的懲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對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會資本擁有的自信。楊剛家庭通過公共網絡和在教育系統私下關系收取到的信息是認為撤點并校后農村義務教育段學校不能不給學生提供住宿，否則就有權去告學校侵權。

于是在楊剛家庭的慫恿下，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將云鄉學校告到了芥縣教育局信訪辦，理由是：家校距離達9里，楊剛父親殘疾、母親疾病，自己年事已高且顯然無力接送楊剛，而學校卻還要非法取消楊剛住宿資格，這是體罰。

這樣案情提供顯然讓云鄉學校陷入到十足的被動之中，縣教育局信訪辦迅速組織人員形成調查組對此展開調查，最后調查的對象顯然定位到了鄧暢老師身上，盡管后來經過多方約談和積極交涉，縣教育局調查組了解了全面實情后表達了對云鄉學校懲戒行為的理解，但也即刻要求云鄉學校馬上取締取消住宿的懲戒而讓楊剛等9名學生立馬回校住讀。

對于學校而言，這顯然意味著上級官方對“取消住宿資格”這種新懲戒術的不支持表態，而對身兼生活老師職位的德育主任鄧暢老師個體而言，他理解為這是社會資本對教育懲戒權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