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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汀，就職于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博士，科普作家，本文來源：作者個人公共號：大臉撐在小胸上】

華盛頓時間6月1日（北京時間6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激起一片嘩然，也引發了對于氣候協定和氣候談判的再度關注。

無論是《巴黎氣候協定》還是更早的《京都議定書》，這些氣候協定的初衷，都是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基點，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當然，人類共同利益——這個帶著些科幻色彩的理想主義詞匯，說起來容易，但似乎從未真正實現過。從1995年第一屆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這個“初衷”就在一路跑偏。

時至今日，對于氣候協定的國際談判，實際上已經成為富國、窮國、“曾經窮過如今正富起來的”大國之間，利益博弈的斗獸場。

背景

上世紀70年代末，科學家們首次提出警告：CO₂濃度的持續激增，將導致全球增溫、氣候災難爆發、生存環境惡化。之后，應對氣候變化、控制碳排放，作為一個被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重點問題，提上議程。

正如丁仲禮院士所說：CO₂減排本身的邏輯基礎是清晰的。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約0.8℃，它同人類利用化石燃料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關系。這個結論得到廣泛認可，也成為碳減排的邏輯起點。但需要減排是一回事，誰負責減排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看到的博弈實際上主要圍繞‘誰減排’展開。

1. 兩大陣營

早期，正是圍繞著“誰減排”，江湖上分為兩大陣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認為：還用說嗎當然是發達國家減排了！

首先你排得最多。美國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家，而中國當時的碳排放只有美國的一半。

而且你還有“歷史債”。 你們早期完成工業化時，野蠻發展，肆無忌憚排放，那時候誰也不知道什么全球變暖什么溫室氣體什么碳排放，也沒人管，由著你呼啦啦排。現在全球變暖，不就是你們當年積累下的碳排放么？

——有理有據，無法反駁。

于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了“地球首腦會議”（二十多年前，這名字還不顯得很中二），也叫“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或“里約會議”。會上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個里程碑式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

這是一個非常講道理的氣候談判原則：共同，是說應對氣候變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有區別的，則強調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同、所需承擔的減排責任也不同。

發達國家由于排放多、歷史積累多，理應承擔主要的減排責任；而且發達國家資金更充沛、技術更先進，應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資金和技術援助。

正是這個“有區別的”，成為迄今為止的二十多年、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若干年中，各個氣候陣營博弈的核心所在。

2. 雙“55”標準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真的非常講道理——講道理到什么程度呢？到沒有人理的程度。

它只是籠統地說發達國家應該在20世紀末把排放恢復到1990年的水準，但并沒有提出減排的具體指標。因此對各國并沒有什么約束力，事實上也沒有多少國家實行。

但是氣候惡化的腳步越走越近，不實行也不是辦法。于是五年后的1997年12月，各國在日本東京濟濟一堂，經過艱苦卓絕的吵架，終于通過了《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實際上延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宗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并在“有區別”這一點上提出了具體要求：

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從2012年再開始。發達國家對碳排放的減排比例：美國到2012年時比1990年減少7%，歐盟減少8%，日本和加拿大減少6%，俄羅斯維持1990水準。

而且還引入了市場機制，你實在要排放，超標部分可以花錢買，堪稱歷史首創。

聽起來不錯，關鍵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實施呢？

這就是雙55標準：一是有55個或以上參與國家簽署該條約；二是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規定國家在1990年總排放量的55%。這兩個條件一旦滿足，90天后《京都議定書》就開始強制生效。我國于第二年（1998年）簽署。美國克林頓政府也在當年簽署。

感覺一切走上了正軌是嗎？錯覺。真正的斗爭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