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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5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開幕，議程包括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下稱“港區國安法”），為香港投下震撼彈。

愛國勢力因而士氣高漲。在他們看來，中央出手尤如“王師來臨”，總算讓他們一吐這大半年來的惡氣。

反對勢力則展示出非常復雜的心情，有些人很恐慌，社交平臺出現風聲鶴唳的畫面，紛紛退出群組、改群組名、刪除社交帳號、使用虛擬私人網絡（VPN），甚至馬上去查詢移民。當然，尤如驚弓之鳥的他們已忘了什么是“數碼足跡”，也印證了他們“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心態。

有些則感到異常興奮，像玩游戲一樣，覺得終于到了最后一關可以“打Boss”，配合他們的“攬炒”策略，自以為“成功”逼到中央出手，為西方制裁鋪好路，幻想引發大規模走資，達至“中國崩潰”。歸根究底，他們就是想脅迫中國，要么作出讓步，要么失去香港這個連接西方的橋梁。

痛苦但必須的“去殖民化”過程

很多時候，“去殖民化”過程等同于教育。然而，這個過程遠遠比我們所想的深入、廣泛及復雜得多。香港這個獨特的“去殖民化”過程，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回歸祖國，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因此，按照學者強世功的說法，香港的“去殖民化”就是國家主權建構問題。

香港“去殖民化”非常獨特，除了是回歸而非采取獨立或自治等方式，香港亦沒有經過激烈的反殖斗爭。簡單來說，歷史常見的“去殖民化”過程較為先苦后甜（當然不是每個個案也是甜的），而香港則較為先甜后苦，就如作家陳映真所言：

“從歷史來看，一些殖民地時代的殘留的問題，也不能裝作沒看見。所以香港非殖民地化后，有很多的問題留待以后用比較特殊的方法加以處理，比方說殖民地時代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思想、學術、文化等問題。怎么擺脫？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就是后殖民，一些后殖民的問題要如何處理。不能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平過渡就算了。”

這意味著，香港雖然已經過回歸這個“去殖民化”的最重要一步，但它仍然未完成“去殖民化”過程。更為棘手的是，由于港府曾經的畏難，以及反對勢力的瘋狂阻撓，香港的“去殖民化”過程一直停滯不前，甚至連國家安全也無法有效捍衛，出現了大半年的動蕩局勢。從這個角度看，回歸后“由港府平穩地推進‘去殖民化’”的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是陷入僵局了，結果要中央親自出手，提高國家主權在香港的能見度，為香港劃下“紅線”。這個過程無疑在某些人眼中會更為“痛苦”，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公布后股市出現的“陣痛”就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但不應忘記，對香港社會而言，這與之前暴力動蕩帶來的真正的痛苦比起來，根本不算什么。

中央會怕來自西方國家和資本的洞嚇嗎？

“港區國安法”消息傳出后，西方陣營馬上恐嚇中國，聲稱會引發恐慌，導致資金撤出香港，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港反對勢力亦誤以為，香港是“生金蛋的鵝”，中央會投鼠忌器。

這種洞嚇在“香港前途問題”上亦曾出現過，當時威脅中央不要改變現狀，否則會引發大規模撤資。然而，這種洞嚇嚇不到中央，因為在中央眼中，香港的經濟作用只屬其次，更重要的是民族利益。為何鄧小平要不斷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更不是李鴻章呢？假如中央只為經濟利益，為何中央當時不采納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方案？正因為中央不會為經濟利益而放棄民族尊嚴，不會容許國家主權再被侵害。

即使真的有資本出于擔憂而撤離，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反正香港也不是未曾試過。正如鄧小平所言，“人們還議論香港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港區國安法”實施一段時間，讓資本看到真正情況，待回復信心自然會回來，我們不要小看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

而且，即使有資本撤離，對香港也不一定是壞事，如學者曾澍基所言，“投機資本對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有過什么貢獻呢？趁機開展清除一下流毒也未嘗不是好事。這些資本走了的話，可能對香港經濟結構是一件好事……我們要留意的是，資本的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在整個世界經濟衰退中，國際資本有何出路，香港相對于其他的投資地區究竟有什么有利的地方？我們用比較的角度才有意義。”

5月24日，大批暴徒繼續進行違法活動，陳子遷律師遭到暴徒圍毆，“港區國安法”立法刻不容緩，圖自：港媒

大氣候的變化

很多人，哪怕是一些很有名的學者，研究香港問題時，總是犯下鄧小平當年指出的錯誤：“要說變，人們議論的總是北京方面政策會不會變，沒有想到其他方面會不會發生變。”他們慣性把所有焦點（以至責任）都放在中央身上，認為是中央干預導致香港變差（但現實是香港變差導致中央干預），明顯是倒果為因。回歸后，中央的對港政策都是因應形勢變化而作出的調整，而且很多時候都是被動、被逼的回應。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即中國與西方陣營的關系變化。

事實上，香港問題從來離不開國際形勢。香港當初淪為殖民地，正是由于列強入侵中國，令中國淪為半殖民地這段悲慘歷史的開端。

二戰后蔣介石政權無法收回香港，正是由于當時中國缺乏足夠實力與英國角力的結果。

到了七、八十年代，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形成了類似列寧所說的“某種極不穩定的均勢”。學者劉兆佳指出，在“香港前途問題”出現的前夕，與香港問題關系最為密切的美國和英國正面對內憂外患的困擾。為了應對來自蘇聯和其盟友的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得不尋求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在這種氛圍下，香港問題的和平解決便有了一個大體上有利的國際環境。西方陣營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希望香港在回歸后能夠發揮影響，促使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從而徹底消除中國對西方的長遠威脅。

因此，香港問題就是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問題。一直以來，西方陣營都以香港來要脅中央：假如中央希望香港繼續成為與西方的橋梁，就要繼續維持西方在香港的利益，以及維持香港推動中國“和平演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