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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在中央決定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同時，針對香港教育的號角也再次被吹響。5月15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香港中小學教育至今仍沒有進行‘去殖民化’過程，更沒有建立與‘一國兩制’制度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回歸后，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教育也應當從‘殖民地式’教育轉變為‘一國兩制’特色教育。”

5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評論專欄“俠客島”則以“教育不去殖民化，香港怎么有未來？”為題，批評“香港回歸20多年，香港教育卻未完成‘去殖民化’改革，導致許多香港年輕人對國家和‘一國兩制’充滿偏見，令人深感遺憾和憂慮”。

6月10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表示：“香港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國家的大事。”

同日，中聯辦發言人指出：“教育有著鮮明的主權屬性，在培養合格國民、厚植家國情懷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對香港教育作出批評固然是好事，代表問題焦點已從本屬受害者的香港青年身上移走，可以嘗試回答：為何本來如“一張白紙”的青年，無法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繪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然而，之所以說“再次被吹響”，是因為這個已經是老問題。早在2015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就指出：“特區成立后，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讓一些本應放在歷史博物館里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有的還被奉為‘金科玉律’。”同年，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亦指出“香港有必要進行‘去殖民化教育’”；學者強世功批評香港教育仍未“去殖民化”；學者趙可金則指出“香港教育‘殖民化’問題亟待解決”。

相隔五年，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問題再度被提起，反過來證明了這個問題在這五年內仍未解決。那么，為何教育“去殖民化”會停滯不前？

筆者認為，教育要“去殖民化”，先要搞清楚殖民教育。假如我們錯誤認識殖民教育，便會“斷錯癥，下錯藥”。

“非政治化”的教學？還是教育“非政治化”？

很多人對殖民教育的印象就是“非政治化”及“去中國化”。總體上而言，這種看法沒有錯，但太過籠統及粗糙，容易產生錯誤分析。

首先，“非政治化”的教學不代表教育與政治沾不上邊。筆者理解，由于港英政府看似嚴厲打擊課程中與政治有關內容，因此視殖民教育為“非政治化”。

然而，教育的性質為何？教育本身就發揮著政治功能。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說：“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教育的意識形態機器。”換言之，教育的作用是向學生灌輸意識形態，而殖民時代的香港教育就是向學生灌輸西方殖民主義價值觀及意識形態，以維持殖民統治，可見教育從來沒有一刻與政治分開過。

另外，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都是政治操作，背后完全是出于最切合宗主國利益的政治盤算，而且我們不應該把殖民教育看成一個不變的東西，它會隨社會政治環境改變而不斷變化，尤其是中國的局勢變化。

以殖民時代的公民教育為例。自1842年英國侵占香港起，至1920年代，香港完全沒有任何公民教育。直至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及1930年代初南京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港英政府才設立“公民科”，成為學校科目，以加強殖民意識與殖民管治，盡可能地使香港游離于中國內地之外而保持相對的“獨立”。

省港大罷工

時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應對強大的共產黨勢力，自1950年代起，公民教育被港英政府用作向香港市民灌輸特定的殖民政治知識，以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活動，而“公民科”亦成為學校的必考科目之一。

同時，港英政府大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例》，禁止學校舉行“政治活動”。港英政府動用《教育條例》的個案，顯示其政治用途相當廣泛，包括：搜查學校、取消有潛在左派背景的人登記成為老師的資格、指令學校禁止展示及使用有特定政治內容的課本及書藉、用在學校搜出的教材來指控校長及老師、停止對進行政治活動的學校的資助、指令學校禁止老師在課外時間與學生進行未經授權的會面及集會，甚至可以直接關閉學校。

到了1960年代，由于經濟起飛、內地來港難民增加，以及1966年及67年兩次社會運動，港英政府將中學的公民科改為“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將小學的公民科改為“社會科”，課程內容以要求學生遵守法律、遵從政府管治，效忠英國女王為主要內容，強調“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及香港的經濟成果，不鼓勵學生參加政治活動。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加入聯合國，并成功將香港剔除出殖民地名單。港英政府馬上將“經濟與公共事務”科的課程大綱改變，不再強調“香港是殖民地”，并加入中國（內地）、英國、香港三地之間的關系，以及開始鼓勵港人參與地方事務。

1984年，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港英政府公布《代議政制白皮書》，開始推動政治改革，公民教育的課程加入強調政治組織及代議政治的內容，并開始提及1949年后的中國歷史。

1985年，港英政府通過了《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簡稱《八五指引》），容許在中小學實行政治性的教育，打破了“校內不準開展政治活動”的禁令，被批評為“殖民政府為保障其地位與榮耀所做的最后努力”。

1989年后，港英政府在高中年級加入“政府與公共事務”科與“通識教育”科，并修訂教育條例，允許教師可以和學生談論政治事件。

1991年，港英政府通過《香港人權法案》，并于1996年發表新一份《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簡稱《九六指引》），在公民教育課程中加入人權教育、民主教育與批判思考，強調培養“具批判性思考素質和公民意識，成為有理性、富政治醒覺而又負責任的公民”，又要了解“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精神的重要，并在生活中實踐”。

筆者之所以詳述殖民時代的公民教育歷史，是希望展示給讀者看，港英政府是如何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操縱教學內容，而且殖民教育并非鐵板一塊，它會隨社會及政治環境改變而變化，并因應政治形勢加入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

假如我們簡單地以為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便會很容易誤以為教育是非政治的，而這種錯誤想法充分展示在香港的一些官員身上。

早前，考評局取消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被指美化日本侵華的題目，香港官員回應記者提問時多次強調專業因素，排除“政治考慮”“政治干預”。然而，出題者明目張膽引導學生美化日本侵華、歪曲史實，這不是政治陰謀，又是什么？

利用片面材料，佯裝中立，但傾向性極強的試題，圖片來源：港媒

另外，官員很喜歡強調“政治止于校門前”、“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要防止政治帶入校園”或“入侵校園”，還說“不應在校園內唱帶有政治訊息歌曲”，“學校不應該有政治宣傳活動”。

官方人士的這些表態，也許是為了在近年的不利局勢下，消解反對派在校園發動青年的勢頭，但筆者要反問的是，國歌是不是帶有政治訊息的歌曲？升國旗、唱國歌是不是政治活動？在學校推廣愛國主義，又是不是政治宣傳？官員們為了短期的目標而這樣操作，雖然可以理解，但筆者不得不指出，這不會改變香港長期對教育與政治關系的誤解，恐怕難以在教育問題上帶來根本性的變化。

共產主義革命家列寧曾說：“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們都不能抱著教育不問政治的舊觀點，不能讓教育工作不聯系政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這種思想一貫占著統治地位。所謂教育‘不問政治’，教育‘不講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說法。”——《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20年11月3日）

諷刺的是，當政府批評反對派將教育政治化，反對派也經常批評政府政治操控教育、把教育政治化，仿佛各方都犯上了“政治潔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