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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2020年出現了很多“第一次”。

多日來各方勢力猜測之后，政府終于宣布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原定于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后一年，定于2021年9月5日舉行。

相比以往，這屆立法會選舉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中美角力之下，選舉已非單純屬于香港內部事務，而是外部勢力聯合香港反對勢力，試圖奪取香港管治權，并將香港變成壓制中國的棋子。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變化不斷，由兩個月前逐漸緩和，突然在7月急劇惡化，出現連接多日平均每天本地確診個案超過一百宗的情況，存在著社區大爆發的征兆。

在新冠疫情嚴峻之下，政府考慮到投票日存在人流聚集導致交差感染的風險、居家檢疫人士及長者難以外出投票、參選人無法進行拉票活動，以及在海外及內地的香港合資格選民無法回港投票等情況，決定押后選舉。可見，政府押后選舉的理據非常充分，而且是負責任的做法。

押后選舉對愛國陣營的影響

政府押后選舉的消息公布后，愛國陣營總算松了一口氣。平心而論，愛國陣營的選情確實頗為嚴峻。

雖然《香港國安法》實施后，眾多“港獨”組織解散，領袖們宣稱與港獨“割席”、宣布退出政治，甚至逃到海外，自稱為“黃色經濟圈”的商店紛紛撕走宣傳品，黃營支持者則進行“掃黃行動”，將個人社交平臺帳戶發表過的政治言論刪除，而街頭運動亦大致上平息，反對勢力的政治能量看似大大減弱，但總體上民情并沒有太大改變。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5月下旬進行的民調，有近一半受訪者對特區政府及警方的信任度為0分，有超過4成受訪者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情況的滿意度為0分，雖然民意調查也會有傾向性，但這一數據多少還是能顯示出，支持反對勢力的民情仍然存在。

新冠疫情更對愛國陣營的選情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首先，面對著嚴峻的新冠疫情，為了減少人群聚集及接觸，愛國陣營許多傳統拉票活動被逼停止（例如擺設街站、組織聚會活動等等）。

由于愛國陣營支持者比較年長，不太熟悉或習慣使用電子產品（反過來又導致愛國陣營一直忽略發展網上宣傳，直到修例風波爆發，網上才逐漸出現愛國陣營的宣傳頻道及專頁），所以一直很依賴傳統拉票活動向選民宣傳，在疫情之下，無疑大大影響選舉工程。

另外，疫情無疑冷卻選民的投票熱情。本來年長選民的投票積極性相對年輕選民來說較低，試想想，要老人家在酷熱天氣下花費時間排隊投票，是多么辛苦的事。根據上一次區議會選舉的經驗，反對勢力的支持者更會重復排隊，增加長者的排隊時間。所以，愛國陣營增設“關愛隊”的建議是有道理的，但選舉管理委員會已明言拒絕。疫情嚴峻的情況下，長者更加不愿冒險出門。事實上，要長者面對感染風險下冒險出門投票亦非負責任的做法，因為長者免疫力低，人群聚集容易受感染。

此外，按照現時的疫情發展，相信粵港兩地互認的健康碼基本上不可能在9月選舉前推出。現時約有數十萬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居民無法回港投票。

更何況，現時疫情急轉直下，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的情況，港府被指抗疫不力（例如豁免檢疫人士的措施出現漏洞、無法提高檢測能力等等）。事實上，愛國陣營一直存在“有辱無榮”的情況。簡單來說，就是當政府表現好的時候，無人會將成就歸功于愛國陣營；但當政府表現差勁時，市民自然將責任歸咎于愛國陣營，把對港府的不滿，轉移到愛國陣營身上，將其視作港府的代罪羔羊。現時港府的抗疫工作表現，肯定會對愛國陣營的選情造成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各業界紛紛要求議員向政府爭取更多補助，但政府畢竟資源有限，肯定不可能完全滿足各個受影響業界的需要，當政府沒有向某某業界派補貼，或者被感覺派得不夠，往往會導致業界不滿，覺得代表業界的議員無法協助他們，而功能界別議員大多為愛國陣營人士，無疑損害愛國陣營的選情。

押后選舉對反對勢力的影響

至于反對勢力，當然是對押后選舉咬牙切齒，十萬個不情愿。在他們眼中，無論如何都要如期舉行選舉。本來，反對勢力的“陽謀”是打算在立法會奪取過半議席，然后否決所有政府議案，以達到“攬炒”。

按照戴耀廷提出的“真·攬炒十步”，在立法會奪取過半議席、引發政府DQ（取消參選人資格及議員資格）、否決所有政府議案只屬初步階段，真正“戲肉”在于逼使中央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引起市民大規模反抗及警察“血腥”鎮壓，令香港社會完全陷入停頓，然后讓西方國家名正言順地制裁中國政府。換言之，反對勢力的目標，并不止于特區管治權，旨在為西方國家制裁中國鋪路。

戴耀廷，圖片來源：東網

在政府宣布押后選舉的前夕，選舉主任取消了12個反對派參選人的參選資格，理由主要有五：支持“港獨”或“民主自決”；尋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反對《香港國安法》；在立法會占多數且否決所有政府議案及財政預算案以癱瘓政府運作；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等，不可能忠誠擁護《基本法》。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曾言：“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游戲規則，也有底線。所以大家都要遵守規則，都不能突破底線。”DQ顯然為香港政治劃下清晰的政治紅線。因此，既然已劃下紅線，選舉主任亦沒有在提名期最后一日再進行DQ，有8名被選舉主任去信查詢的反對派參選人如朱凱廸、張崑陽、譚文豪等因而避過DQ。

大規模DQ確實是戴耀廷提出的“真·攬炒十步”的第一步。據他所說，第一步（2020年7至8月）：政府廣泛取消反對派人士參選立法會資格，包括現任議員，由Plan B繼續參選。然后，戴耀廷希望DQ會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反對派，配合策略投票，使反對派成功取得35席或以上，完成第二步。可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政府會押后選舉。反對勢力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席位“35+”計劃落空，就如《大話西游》紫霞仙子那句的經典對白：“我猜中了前頭， 可是猜不著這結局。”

一年“真空期”將如何處理？

理論上，今屆立法會任期將于9月30日完結。然而，政府宣布將選舉押后一年，意味著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未能如期選出。這一年“真空期”該如何處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