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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從這個視角出發，“速食電影”作為一個文化產品的創造，以及一個文化事件的興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即一個新的文化權力空間何以構成，為什么群眾路線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以及事關文化的“彌散性權力”要行之有效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權力運作邏輯。換句話說，誰，以及如何有能力吸引近40萬B站用戶，在碎片化閱讀時代，花五十分鐘收看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講解？誰有能力讓二次元眾向國家舉報日本動漫？

在另一方面，談論潛能固然是指其尚未實現，但也意味著權力新空間的真空，比如以電影的評價為例，誰來評判電影的好壞，誰來安排經典的排序，誰能讓更多人來“輕信”自己的判斷，誰就分享了權力。而在由國際國內的各類電影節與獎項，電影人與電影公司，學院與知識分子，傳統媒體等共同構成的舊有權力格局中，恐怕我們很難談有什么“彌散性權力”，想一想中國電影人熱衷于甚至擅長拍攝反應中國陰暗面的電影，然后拿到國際上評獎，國內的電影節對國際電影節亦步亦趨就明白了，我們恐怕不能每次只靠一些報紙發社論反駁來改變這一狀況，何況進入舊權力格局還要考慮到極高的參與成本。

“速食電影”只是互聯網時代文化迭代的一個案例，以此延伸來看，實際上，各類自媒體，知乎大V或者主播，或多或少都具有著構建新的權力空間，以及創造新的文化權力的潛能。這無疑與互聯網高速發展所引發的技術與人口的變化關系重大，人口指的是我國網民規模已達7.72億[15]，這個數字意味著網絡使用門檻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公共空間活躍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聯網線上線下的公共服務中。

因此，當我們批評互聯網呈現的低俗趨勢時，不能忘記了早期的互聯網參與或多或少仍是中產階級的特權，一個原來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納到了這個世界，他們一直都沉默地就在那里，沒有喊麥，他們也在那里，只不過，前所未有的（或者曾有一次），他們的趣味和習慣在今天會被感知，被重視，被推上前臺。

技術與人口的變化最終引發了快速的文化迭代，因而是“無中生有”地生產出了新的權力和權力空間，是以草根（同時在制作、審美與生活習慣的意義上）的方式拓展和攫取文化權力，這也就對國家的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課題，更重要的是，也是新的機遇。

這里固然可能泥沙俱下，但對于國家權力的建設而言，每一次對待類似的新事物，當然也就有著不同的應對選擇路徑，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維持舊有的權力空間格局，還是緊跟基礎設施的快速變化主動參與新的權力空間布局；如果參與，是以一種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邏輯去參與，還是以別的方式滲透和掌控，就不僅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還是一個涵蓋了部門利益沖突的實踐，需要博弈，平衡和決斷，既要保護好電影行業的利益，也不能熄滅有潛力創造新的文化權力的優質網絡創作的繁榮景象。

當然，也許仍有許多人會以知識產權為由，質疑“速食電影”的興起，這可能是谷阿莫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煩，這也是《通知》中最嚴厲的一條規定：“對節目版權方、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影視制作機構投訴的此類節目，要立即做下線處理。”這一條規定純從版權出發，甚至繞開了價值觀是否正確。

不過，在谷阿莫被訴侵權一案中，人們發現，迄今為止相關的法律判決恐怕仍然處于模糊地帶，即便在美國，如何認定戲仿作品也并不那么絕對。[16]于是我們就面臨一個類似于批判法學的問題，即法律的制定如何認定對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是依據私有產權的原則進行抽象的法理推定，還是從權力的增長以及辨析實際的權力關系出發？

從歷史中看，對財產或知識產權的規定似乎從來就是變動的。回想一下羅伯特·格里爾大法官在駁回哈里特·比徹·斯托對《湯姆叔叔的小屋》未經授權的德文版提出的訴訟時所說的：完成一部好的翻譯作品，往往比創作新作需要更多的學識、才華與判斷。將對作者思想觀點的翻譯，稱為對其書籍的復制，這是對“復制”一詞的濫用。[17]今天來看，說翻譯不算侵權無疑很奇怪，但想一想當時的美國并談不上是什么文化輸出的大國，也許從國家文化權力的生成來看待“速食電影”，我們才會對法律的制定以及是否認定它們侵權，獲得一些不同的觀察視角。

參考文獻

[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7911056/

[2]     唐青秋：淺談谷阿莫“速食電影”的觀影模式《新聞研究導刊》2017年第1期

[3]     由谷阿莫引發的是否侵犯版權的法律分析是另一個維度，主要集中在借歐美國家對“戲仿作品”的判例來分析，與短視頻影評本身關系不大。見：江旻哲《對模仿諷刺作品構成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反思》，載于《法制與社會》2017年18期；王驍謝離江《從“X分鐘帶你看完電影”系列看戲仿作品和合理使用》，載于《新聞界》2017年8月

[4]     涂文琴：從谷阿莫走紅看“碎片化”時代的視頻傳播《東南傳播》2016年12期

[5]     牛一心李凌凌：時空緊張感下的另類電影鑒賞形式解讀《新聞知識》2015年第6期

[6]     王瑤：小眾媒體的碎片化傳播機制——以谷阿莫的X分鐘看完電影系列為例《新聞傳播》2017年第3期

[7]     http://m.rypyw.com/CongZuoZuo/2018_01_30_445142.shtml

[8]     安德魯·N·魯賓《帝國權威的檔案》P58商務印書館

[9]     安德魯·N·魯賓《帝國權威的檔案》P67商務印書館

[10]  克里斯汀·羅思-艾《莫斯科的黃金時代》P175商務印書館

[11]  唐青秋：淺談谷阿莫“速食電影”的觀影模式《新聞研究導刊》2017年第一期

[1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P847

[13]  楊光斌：論意識形態的國家權力原理《黨政研究》2017年第5期

[14]  王紹光：《國家能力的重要一環：濡化能力》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592.html

[15]  見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16]  見注釋3

[17]  斯圖爾特·班納《財產故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P41

【本文刊發于《電影評介》2018年9月刊，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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