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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一場被譽為凱恩斯和哈耶克之爭的辯論。11月9日，爭論多年的林毅夫和張維迎，難得坐在一個討論桌上。

關于產業政策，在林毅夫這樣的關注實踐的經濟學家看來，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好的問題。

但在張維迎眼里，產業政策是必須堅決予以取締和廢除的。（原因請查看他在辯論會上的發言）

所以，討論難得，卻是針尖對麥芒，無論如何找不到共識，令人遺憾，但也使對話更顯激烈精彩。

本文是林毅夫教授在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上的發言整理，已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閱。分享給關心產業政策和關注林張二人思想的讀者朋友們。

他們的同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在會后接受觀察者網采訪，深入點評二人的辯論。近期刊出，敬請期待。】

圖片由北大國發院提供

在對話開始之時，有必要對產業政策做個清晰的定義，否則很容易各說各話，沒有交集。新結構經濟學根據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認為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發展而有意識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產業政策，包括關稅和貿易保護政策，稅收優惠，土地、信貸等補貼，工業園、出口加工區，R&D中的科研補助，經營特許權，政府采購，強制規定（比如美國政府規定的在某個特定期限前汽油中必須包含多少比例的生物燃料）等。但不是每個產業政策把這些措施都包含了，有的產業政策只涉及其中的一個，有的涉及兩個或更多。只要針對特定產業會影響該產業發展的政策都叫產業政策。

根據在國際上非常有影響的劍橋大學張夏準教授在其獲得多個獎項的名著《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上了樓房踢掉樓梯）一書中的研究，從16、17世紀英國追趕荷蘭，19世紀中葉以后美國、德國、法國追趕英國，到二戰后日本、亞洲四小龍等成功跨越低收入、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在追趕過程中政府都用了關稅保護、補貼等產業政策來扶持國內幼稚產業的發展，他認為現在有些發達國家反對發展中國家使用產業政策來支持新產業的發展是一種過河拆橋的行為。

同樣地，由斯賓塞和索羅兩位諾獎獲得者領銜的經濟增長委員會在2008年發表的《The Growth Report》（增長報告），對13個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取得了年均7%以上、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發展的經濟體的研究發現，這13個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是：開放，宏觀穩定，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有效市場，積極有為的政府，也就是這些經濟體也都采用了產業政策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不僅成功追趕的經濟體使用了產業政策，發達國家也還在繼續使用產業政策。以美國為例，作為高收入國家，其產業、技術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美國要想擁有新技術、新產業，必須靠自己研究和發明（R&D）。根據Mazzucato在《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企業家型政府）一書中細致的經驗研究發現，現在美國在世界上領先的航天、信息、生化、納米、醫藥產業，早期的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

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

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風險投資的資金之外，也得到美國小企業局50萬美元的風險股本投資。同樣，谷歌核心的計算技術也是來自于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

并且，美國直到現在也還繼續支持研發，2013年美國R&D的投入中，有接近40%來自政府的資金，來自企業的占60%。OECD的其他發達國家也是這樣，有的多達80%，少的也有25%的R&D投入來自于政府。企業的R&D投入主要用于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因為新產品、新技術可以申請專利。

但是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所依據的基礎科研由于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企業家不愿意投入，如果政府不投入，企業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不會有像比爾·蓋茨或喬布斯那樣車庫里的創新企業家。

政府能用于支持R&D的錢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基礎科研都支持，政府對基礎科研資金的配置，就決定了這個國家會發展那種新產業和新技術，這種選擇性配置也是一種產業政策。

所以，只看到企業家發明新產品、新技術的貢獻，而沒有看到政府在企業新產品新技術開發之前所投入的基礎科研的作用，這是只看到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沒有看到冰山在水面下厚厚的冰層，認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要企業家，不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觀點是對現代新技術新產業創新特性的無知。

但是，因為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使用了產業政策，經濟發展績效卻很差，即便在成功的經濟體中，包括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也有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

可是，從上面引用的研究中可發現：尚未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尚未見不使用產業政策而能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因此，不能因為大多數產業政策是失敗的，就所有的產業政策都反對。如果這樣做，就是把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由于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經濟發展必然不成功，而許多產業政策不成功，因此，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或是因為產業政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就無條件地支持一切產業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為何需要產業政策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前提則是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中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二是通過產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

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這兩者的實現需要有“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場”的重要性在于，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的同類產品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才可能會最有競爭力，企業才可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整個經濟才有機會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積累，使得比較優勢從勞動或自然資源密集逐漸向資本密集提升，為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到資本更為密集、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新技術提供物質基礎。

企業家會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的前提，則是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如果有這樣的價格體系，企業為了自己的利潤和競爭力，就會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合適的技術和產業，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會存在。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一個經濟體要發展好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因此，需要有建立有效市場所需的產權界定清楚和發育各種要素市場等制度安排。

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或缺。首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資源必須隨著要素積累、比較優勢變化，不斷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和附加價值更大的產業的結構變遷過程。

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倘若失敗，將承擔所有成本，并讓后來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樣的錯誤；倘若成功了，后來者將會隨之涌進，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不會有壟斷利潤。

也就是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對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而言，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而從社會的角度看，不管失敗或成功都給后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在18世紀英國如果沒有專利制度給新發明獲得豐富的壟斷利潤的機會也就不會有羅巴克和博爾頓等人出資支持瓦特發明蒸汽機。

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一般是在國際的技術和產業鏈內部來進行，多數情況下不能給予專利，但是，仍然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當然，這種激勵需要找到其他合適的替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