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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方法可以核驗這種陳述的經濟正確性，那就是考察勞動生產率在低收入國家的表現，在這些國家，勞動生產率也許是最重要的增長驅動力。

分析其究竟，是因為貧窮的經濟體往往只有有限的國內需求，它會依賴出口來擴大其產品的市場規模，并賺取外匯來支付它的進口消費。

因此，這種必然“開放”的經濟可以以兩種方式促進人均消費的增長：第一，進口更多，同時不增加出口——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有錢支付額外的進口(借款)；第二，獲得更有利于他們的出口價格，這樣就不需要借錢來支付額外進口的成本。

要想實施第一個方案，國家必須有足夠的儲備和優良的信譽來支付額外的成本，但是，無論如何，這樣不能持續很長時間——因為貸款畢竟是需要償還的。第二個方案最現實，但是，這意味著非洲國家能夠說服外國人對他們的出口貨物支付更高的價格，而這只能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即生產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也有助于理解貿易條件的重要性。（2）

因此，讀到關于貧窮國家生產率低下，以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經濟體的差距在擴大這些標題醒目的文章，總讓人心生不安。例如，據估計，拉丁美洲的TFP相對美國的平均總生產率的比值為0.76(Pagés， 2010)。

換句話說，如果它使用的是在美國使用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那么它將生產出大約為美國四分之三的產出。不僅如此，近幾十年來，拉丁美洲的TFP相對美國一直在下滑，1960—2007年間，在該地區只有四個國家(巴西、智利、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成功縮小了與美國的收入差距(Powell，2013)。

1955年，拉丁美洲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28%。而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是19%。核算結果表明，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拉丁美洲經濟緩慢的生產率增長，是導致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Busso et al.，2012)。

Etounga-Manguelle(1991)引證了世界各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數據，并諷刺地評論道，非洲的數據缺失對這塊大陸的尊嚴來說也許是最好的了。

但是，發展中地區的低生產率可以講出各種故事，有些是極具誤導性并被錯誤詮釋的。海宇是一位中國商界的女強人，她于2012年成功運作了一次搬遷，將一家大型皮革制造公司從她的祖國搬到了埃塞俄比亞——世界上最貧窮的內陸國家之一。

在過來建廠之前，她所聽到的關于非洲工人的描述經常是“懶惰的”。她說，她的埃塞俄比亞員工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工人一樣，只要規則和激勵機制到位，明確他們的責任，保障他們的權利，就都是很敬業的。

中國女商人海宇在清華門前

她在兩年內建立了一個擁有3500名員工的工廠，富有競爭力地將女式時裝鞋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只要經過三個月的培訓，當地工人的生產率就達到了他們中國同行的80%。（3）

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非洲國家似乎表現出了全球最低的生產率和最弱的競爭力。然而，當我們仔細地對數據做進一步的研究時，就會發現情況完全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如果排除投資環境質量這個因素的影響，平均而言，相比東亞、東歐和中亞以及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司效率更高(Dinh and Clarke，2012)。如果沒有控制任何變量，非洲的勞動生產率比其他地方似乎都要低。

然而，通過明確控制了基礎設施、法律法規、貸款可行性以及其他政治和地理差異的詳細分析，研究發現非洲企業的平均表現是優于其他地區的(Harrison et al.，2014)。

細致的實證分析揭示了一個微妙的現實，那就是在貧窮的國家里，企業層面的人均產出與熱門話題所談論的總生產率數據似乎是脫節的。怎么解釋這一現象呢?

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勞動生產率并不代表工人的文化習慣或他們努力工作的決心這一基本事實。如果技術水平提高或者人均資本上升，生產率也會提高。不僅在美國和挪威等高收入國家是這樣，在玻利維亞、布隆迪或者不丹這些國家，這也是事實。

除了這種標準分解方法之外，我們還必須強調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補充作用。20世紀，由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是互為補充的，因此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可以使物質資本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增長。

隨著更好、更先進的技術在經濟中得以推廣，不同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工人可以通過精心設計和實施的教育政策重新安排在各種生產崗位，這也會使勞動生產率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研究人員通過對歷史數據的觀察發現，受過良好教育和高技能工人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變化使美國普通工人的人力資本水平發生了轉變，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Goldin and Katz(2008)對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例如，整個20世紀，除了在40年代有一個短暫的下滑之外，對高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相對于低教育水平的工人是穩步增加的。

在供給方面，他們觀察到，勞動力教育程度分布的變化來自兩方面——在美國得到教育的工人和受到不同層次教育后移居到美國的工人。

當對高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增長超過了供給增長時，不同教育水平工人的收入差距會增大，例如在那些擁有大學學歷和擁有高中學歷的工人之間，或者在從事要求高技能的崗位和要求較低學歷的崗位的工人之間。（4）

因此，總生產率的提升通常是由企業的生產流程改善、產品升級或機器更新所驅動的，另外，也受到在人力資本、創新發明、研究與開發(R&D)這些方面的投資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TFP增長緩慢可能是由于那些阻止新商務模式擴散和實施、妨礙新技術采用的障礙所導致的結果(Parente and Prescott， 2002)。

此外，一些政策失敗和市場失靈可能導致在市場中的企業的錯誤選擇，以及企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扭曲，致使一些政策和市場失靈，這也可能是TFP增長緩慢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那些具有競爭力的公司，事實上也會由于這種資源配置扭曲導致經濟損失，這種損失就足以使TFP降低(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

因此，如果沒有考慮教育和人口動態因素的影響，低收入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測算水平會比在高收入國家中所觀察到的要低，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之，在發展學的文獻中，很多經常被提出的低收入國家經濟表現不佳的原因(比如，物質資本的匱乏、人力資本和吸納能力的孱羸、生產率水平的低下)通常都是問題的癥狀，而不是其根源。

沒有一個國家是在經濟持續增長啟動時就擁有了“適當”數量的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同樣，文化主義者所提出的經濟表現解釋也經不起實證和歷史的檢驗。經濟的起飛和減貧進程已經在具有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和行政議程的國家中發生著。這就引出了圍繞制度和金融發展概念的另一系列“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這些因素便是下一章中我們要討論的。

注釋：

（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unnar Myrdal(1968)發表了對亞洲經濟未來的悲觀評價。在此兩年前，Chenery and Strout (1966)曾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全球增長預測，其中甚至沒有包含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因為它們被認為太微不足道。同時，他們的研究預示著斯里蘭卡和印度將會在中期展現出巨大的經濟前景。然而，就在1980年——還不到15年后——城市國家新加坡以250萬人口卻創造出了超過當時7億人口的印度的出口額。

（2）：講述同一個故事還有一種更系統的方式，因為它依賴于代數，所以更受經濟學家們的青睞。這些廣為流行和接受的模型,是Dornbusch(1988)為研究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決定因素而開發的，可以適用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況。

生活水平(SL)被定義為通過一個小時的工作所產生的收入的購買力。勞動生產率被定義為每小時工作的產出(α)。國內產出價格記為P,消費者價格指數記為Q，工作一小時的購買力是SL=αP/Q。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國內價格和進口價格的乘積。假設它是一個指數加權平均,Q=P1-bx(P*)b,其中1-b是國內商品的支出份額。代入前一個方程中,就會得到SL=α(P/P*)b。

這個公式展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每小時產出便會增加消費,消費可以是在國外的交易也可以是在國內的消費)。第二種方法是通過更好的貿易條件,因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如果它出售產品的價格相對于其購買進口產品的價格(P/P*)增加了,那么它的實際收入便提高了。

（3）：參見《2014非洲轉型報告》(2014 African Transformation Report),第83頁。

（4）：這種動態趨勢可能對不同類別的工人的需求和他們的收入產生深遠的影響。據Goldin and Katz(2008)觀察,20世紀美國較高技能工人的收入相對較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形成了一個U形圖案,在上半個世紀是下降的趨勢,而在下半個世紀轉為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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