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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為什么沒有在華盛頓共識推動之下發展起來？很多人會喋喋不休說出諸多原因：匱乏的物質資本、惡劣的商業環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資本和薄弱的吸納能力、低下的生產率、不良的文化習慣(懶惰)等等。

然而，林毅夫和孟加，兩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卻認為，這些陳詞濫調，與歷史和實踐證據是相悖的。

他們二人的新書《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第一章《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中，從糟糕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的人力資本以及低下的生產率三個小節，分別證實華盛頓共識關于非洲發展的改革方案是誤導；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和差距并不是發展中國家啟動經濟增長進程的障礙；幸好，在財政和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的國家沒有盲從華盛頓共識開出的、那個長長的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發生條件的改革清單。

《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分為上、中、下三篇發布，本文為下篇，著重講不良的文化習慣（懶惰）對經濟增長的關系。由北大出版社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毅夫、孟加】

全面性的基礎設施不足，加之人力資本薄弱，這樣的組合使得諸多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發現了造成國家持續性貧窮的第三個因素：生產率水平低。由這一通行診斷得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便是：需要提高生產率水平才會出現經濟增長。

暫且不討論這一診斷的正確性，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結論經常貫穿于經濟發展的思想領域，有時帶有種族主義色彩。

德國工人也曾經被認為好逸惡勞

在德國經濟起飛之前的19世紀中葉，英國思想家和政治領導人經常把德國人描述為“一群單調沉悶的人”(Hodgskin， 1820， p.50)。Chang(2007)通過觀察發現：“‘好逸惡勞’經常與日耳曼人的本性聯系在一起……一位雇用德國工人的法國制造商抱怨他們‘想要工作時才工作’。”(p.169)

John Russell是一位旅行作家，在他的描述中德國人是“單調乏味，容易滿足的一群人……稟性中既沒有敏銳的感知也沒有快速的反應”。這些經常令人聯想到那些今天形容低收入國家中的人的說辭。Russell 堅定地認為德國人不接受新的思想：“讓[一個德國人]理解一個對他來說全新的東西極其耗費時間，喚醒他追求激情也是難上加難。”(Russell，1828， p.394)

日本人被視為一個沉迷于努力工作的社會群體，而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承受了類似的偏見。

Sidney Gullick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國學者和傳教士，他在日本居住了25年，他的著作《日本的發展》(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里講到有很多日本人“給人的印象……是懶惰，對時間的流逝完全漠不關心”(Gullick，1903， p.82)。

《日本的發展》也曾認為，日本人懶惰，對時間漠不關心

Chang(2007，chapter 9)則指出，盡管Gullick對日本文化有著強烈的刻板印象，覺得日本人是一個“隨和”、“情緒化”、“活于當下”的民族，并用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代表亞裔美國人爭取種族平等，但是，這樣的評論未免太過諷刺了。

在1911—1912年間，英國社會主義領導人Beatrice Webb曾經在亞洲進行參觀訪問，他不屑一顧地認為日本這個國家“顯然沒有教人去思考的意愿”，并形容韓國人是“1200萬個骯臟、墮落、沉悶、懶惰和沒有信仰的野蠻人，他們無精打采地穿著臃腫邋遢的白色衣衫生活在骯臟的泥土棚屋里”(Webb，1978， p.375)。

還有類似的故事，帶有偏見地講述了中國工人或者印度人——以及所謂的“印度經濟增長率”。然而，有趣的是，當東亞經濟體以崛起的發展態勢還擊那些20世紀6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悲觀預測時（1），文化論的觀點再次抬頭，開始用以證明其優秀的經濟增長表現。

他們探究為什么韓國1965年的人均收入(150美元)約是哥倫比亞(280美元)的一半，而僅僅經過20年之后，1985年，韓國的人均收入就超過了哥倫比亞(韓國是 2150 美元，哥倫比亞是1320美元)，或者，為什么美國的服裝買家選擇了韓國，而沒有選擇比較近的哥倫比亞，據Hofstede and Bond(1988)推測，這是因為韓國有更多樣的選擇、更好的質量、更低的價格和更可靠的交貨時間。

他們還指出：“較好的管理顯然是與此相關的，但這種解釋未免太過簡單，原因有二：首先，管理的質量取決于被管理者的素質；其次，管理的質量解釋有賴于對以下問題的回答：整個國家是如何全面形成比他國更好的管理的?為尋求真正的解答，我們必須考慮文化領域。”(p.8)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工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習慣所經受的指責和懷疑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好萊塢的電影大片里，墨西哥人一向被塑造成懶惰的形象。人們在談論中常常指責阿根廷人和巴西人所謂拖延的習慣，這也被認定是他們的國家之所以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長達百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主流且有影響力的研究人員，普遍將非洲工人描繪成因自己的文化選擇而無法推動經濟發展的形象。亨廷頓就創造了“文明的沖突”這一流行卻充滿誤導性的概念，他認為文化差異是韓國和加納經濟表現不同的最重要解釋：“毫無疑問，許多因素發揮了作用，但是……文化肯定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韓國人重視節儉、投資、勤奮、教育、組織和紀律。加納人則有不同的價值觀。總之，文化是關鍵。”(Huntington，2000，p.xi)。加納人有“不同的”價值觀？難道他們都是揮霍、浪費、懶惰、蒙昧、混亂和違法亂紀的嗎？

更有甚者，Kabou (1991)竟然聲稱非洲大陸持有不贊同發展經濟的觀念。同樣，Etounga-Manguelle(2000)也認為：“非洲，纏系其祖先文化的所在，篤信歷史只是在反復地重演，其對未來的擔憂只是表面上的。然而，沒有對未來的動態感知，那將是沒有規劃、沒有遠見、沒有場景構建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會有什么影響事態發展的政策。”(p.69)

如果這些觀點不是經常出自一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他們的信念和行動往往會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動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那么也就不值一提。

2007年，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成為國家元首之后首次訪問非洲，他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做了一場重要演講，其內容引發了爭議。他說：“非洲的悲劇是非洲還沒有完全進入歷史。非洲的農民千百年來一直按照季節過著日子……除了時間的永恒延續，他們一無所知……在這個虛擬的世界里，一切都周而復始，人類的冒險或進取的觀念沒有任何空間……這些人(傳統的非洲人類)從未走出自己的世界，邁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