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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為什么沒有在華盛頓共識推動之下發展起來？很多人會喋喋不休說出諸多原因：匱乏的物質資本、惡劣的商業環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資本和薄弱的吸納能力、低下的生產率、不良的文化習慣(懶惰)等等。

然而，林毅夫和孟加，兩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卻認為，這些陳詞濫調，與歷史和實踐證據卻是相悖的。

他們二人的新書《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第一章《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中，從糟糕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的人力資本以及低下的生產率三個小節，分別證實華盛頓共識關于非洲發展的改革方案是誤導；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和差距并不是發展中國家啟動經濟增長進程的障礙；幸好，在財政和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有的國家沒有盲從華盛頓共識開出的、那個長長的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發生條件的改革清單。

《陳詞濫調的言語暴行》分為上中下三篇發布，5月5日，我們發布了上篇，本文為中篇，原標題為《現實和神話:孱羸的人力資本基礎》，著重講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北大出版社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毅夫、孟加】

基礎設施缺口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關聯性毋庸置疑，但卻并不構成阻礙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全部原因，那么問題是什么?

依照流氓警察在非洲街頭的邏輯，最明顯的合理質疑應該是人力資本(通常定義為“體現于勞動者個體并可以為個人、社會和經濟創造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特質”（1)，而且理由很充分:人力資本在發展中國家通常很弱。

科特迪瓦公立女子中學的學生

人力資本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提出的，它闡述了教育和培訓是對技能和能力的投資，勞動者個體的決策依賴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訓，對這種投資回報的合理預期是他們的生產率因此而得到提升(Schultz，1960，1961; Becker，1964)。

在此之后的研究工作探究了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與技術活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詮釋了企業如果擁有教育/技能水平較高的勞動力，會更有可能采用和實施新技術，進而增強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回報(Nelson and Phelps，1966)。

Heckman(2003)很好地解釋了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首先，人力資本就是生產力，它對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有直接影響。所以，舉例說明，如果一個人接受了會計培訓，成為一個更好的會計師，這個人的工作業績就會提升;如果一個工人對修理一臺發動機是訓練有素的，那么他修理發動機的效率就會更高。這些明顯都是技能提升后的直接效果。但是，人力資本還會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適應性，它會使工作人員在不同任務中更有效地配置資源，增強工作人員適應變化和應對新機遇的能力。”(pp.796—797)

諸多的實證分析也對這些理論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這些并沒有解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方法和測量問題。

Griliches(1970)最早估計出三分之一的所謂“索洛剩余”(即產出增長不能歸因于勞動時間或資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可以由勞動力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來解釋。Barro(1991)和Mankiw et al.(1992)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的橫向比較研究，證實了這些關系是正相關的。

如果把人力資本看作一個集才華、技能、能力和知識于一體的組合，且工人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投資積累，使自己的工作更富有成效，那么人力資本指標確實是考慮增長前景的重要線索。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便是擁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并擁有良好健康狀況的勞動人口大軍。

因此，將發展中國家依然普遍貧窮的原因歸結于它們普遍較低的人力資本水平，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假設。但是，如果說挪威擁有與玻利維亞、布隆迪和緬甸相似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它們就會有一樣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嗎?答案顯而易見。

而且，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隨著貨物、服務、知識和技能頻繁地自由移動，是否可以推理出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與其經濟增長率之間是如此線性相關的？實踐中的情況顯然比理論描述更為復雜。

Pritchett (2001)發表了一篇具有挑釁性標題的文章“教育都去哪兒了?”(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在該文的激發下，掀起了一場關于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關聯的特性和強度的爭論。

該文分析了跨國家的數據，發現使勞動力教育程度不斷上升的人力資本投入提高與人均產出增長率提升沒有關聯。盡管它指出不同國家之間教育對發展的影響力有些不同，但都普遍低于預期，這是由于三個可能的原因。

首先，治理與制度環境配置如果與教育相悖，教育資本的積累實際上會降低經濟增長;其次，隨著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供給迅速擴張，而同時對其需求保持平穩，教育的邊際回報就會迅速下降;最后，教育質量可能很低，即使接受多年教育仍不能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

的確，Pritchett的這篇文章是充滿爭議的，其方法和測量問題也受到了批駁。（2）但是，這個研究強調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典型事實，即教育及衛生指標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即使用無可爭議的精確分析，也是難以說清楚的。它不是一個明確定義了乘數標度的齊次函數。

企業調查顯示，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20%到40%的企業明確肯定了缺乏職業技能是企業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政策制定自然不應該僅以調查結果為依據(Lin and Monga，2011)，而且，跨國研究也揭示了教育和健康投資也許并不能轉化為整體經濟福利改善的一系列原因。

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往往需要不同的技能才能使它們的勞動力更加有效地就業并釋放全部生產力，這是一個重要但又常被忽視的議題。剛果民主共和國是一個人均收入200美元的經濟體，擁有 3500 萬的勞動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有小學學歷)，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43000美元，只有250萬的勞動力(其中大多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兩者所需要的人力資本類型不會一樣。

因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一個產業和技術升級與制度變遷攜手并進的過程，其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能夠有效依托已有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發展，而比較優勢又取決于資本、勞動、土地、自然資源這些因素的相對分布。從經濟的真實需求出發，以顯性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為驅動力，這就決定了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需要不同技能的勞動力。

把人口的大部分安置于基本裝配活動或輕工制造的工作崗位并不會使經濟蒙羞。實際上這正是發展良好的經濟體在發展歷程中的所作所為。在工業革命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之后，西方國家才開始對人力資本這一話題產生興趣。直到20世紀之交，人們才認識到對初中及以上人群的掃盲后教育可以大大提高經濟生產率。

正如Golding(2001)所言:“1900年，除了美國有一小部分青年參加全日制中等教育，其他國家沒有哪個是這樣做的。工業界已經認識到普及識字的重要性，但對于大眾來說，接受小學以上的教育在當時是超前的。”

即使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個當時經濟領先的國家也不例外，自1850年以來它們的人均收入接近，是產品市場上激烈競爭的對手，但決策者和戰略家經過了一段時間才認識到人力資本對于經濟福祉既不可或缺又貢獻巨大。

同樣，當經濟增長開始時，世界許多地方都有人力資本存量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后來有了改善，是因為繁榮的經濟為稟賦結構的不斷改變和適應提供了可能性。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在回顧意大利150年來教育機構的演變和成果時指出:“正規教育似乎并沒有對戰后經濟繁榮起到什么主要作用……盡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意大利的正規教育水平相對較低，但是，如果排除了地理上的差異，其仍然維持了較高且增長的生活水平。

這一顯然違反常識的現象，也許是由于不那么正式的信息傳遞機制和職業學校等培訓在一些特定環境下，向高度專業化的產業區域的人口提供了合適的技能培訓。”(p.26)經過過去一個世紀，意大利各地區的教育和掃盲指標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相當長的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這些指標表現極差。

從圖1.1可以看出，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遠不是線性的。意大利2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定義為達到最高學歷至少需要的年限)從1951年后僅為4.1年，緩慢地增加到2010年的10.8年。然而，意大利在1951年已經是最發達的經濟體，當時的人均GDP接近 4000 美元。

圖1.1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1870—2010年

注:深灰色點為12個西歐對照組國家，意大利的觀測值為黑色點并加注了年份。

資料來源: Bertola and Sestito (2011)。

1980年，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7年，相當于同年加納的水平(3.6年)。然而，中國仍然用其薄弱的人力資本取得了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所稱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3）: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都在9.8%的驚人速度。但即使在今天，盡管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是巨大且進步顯著的，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僅為7.5年，大約相當于加蓬和利比亞的水平，甚至低于阿爾及利亞。

如果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那么從圖1.1可知，人均GDP的增長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即使對于意大利這樣的工業化國家來說，教育年限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加，但也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