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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金融體系的結構與實體經濟的最優產業結構相互匹配，才能有效發揮金融體系的功能。但現階段我國金融業有產能過剩和脫實向虛之憂，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低下。

在近期發布的《2019?徑山報告》分報告——《金融創新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中，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付才輝提出，這一現象癥結在于，現階段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個層次的七個金融結構矛盾。】

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個層次的七大金融結構性矛盾

只有金融體系的結構與實體經濟的最優產業結構相互匹配，才能有效發揮金融體系的功能。現階段我國究竟存在哪些不匹配的結構矛盾呢？

根據現階段我國實體經濟結構變遷的趨勢，我們認為我國現階段金融體系存在對應的三個層次的七個金融結構性矛盾（如圖1所示）：

第一個層次的金融結構矛盾是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之間的結構矛盾；

第二次層次的金融結構矛盾是間接融資內部的結構矛盾以及直接融資內部的結構矛盾；

第三個層次的金融結構矛盾是小微企業升級與中小銀行之間的結構矛盾，產業升級與金融產品之間的結構矛盾，產業升級與債券市場之間的結構矛盾，產業升級與股票市場之間的結構矛盾。

圖1 我國現階段支持高質量發展的金融結構矛盾

這三個層次的七個金融結構性矛盾是制約我國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及誘發金融脫實向虛的根源。

如最優金融結構理論所闡述，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金融結構的演進會逐步偏向直接融資而降低間接融資的比重。如果金融結構不隨發展階段而調整，則會產生第一個層次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之間的結構矛盾。

當然，這一層次的金融結構矛盾相對比較宏觀，也因此影響該金融結構演進的因素有很多，世界各個經濟體在整體演進趨勢之外還存在很多離散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股票市場、私人信貸與人均GDP的跨國散點圖

資料來源：Justin Yifu Lin,? Célestin Monga, Beating the Odds: 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此基礎上，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金融結構矛盾則相對具體得多，因此也更多源于我國現階段金融體系的具體問題，而非世界性的普遍矛盾。

一、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之間的結構矛盾

由于不考慮結構，學界圍繞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對經濟發展誰優誰劣爭論了數十年而無定論。爭論雙方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英美金融市場主導論和日德金融中介主導論。

事實上，最優金融結構理論為英美的金融結構以市場為主導、而德日的金融結構以銀行為主導的爭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到20世紀初，英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則自20 世紀初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英、美的主導產業和技術先后處于世界產業技術的最前沿，適合其產業、技術的金融安排為能大量動員資金、并分散風險的股市直接融資，所以，英、美的金融體系具有市場主導的特征。

德國、日本的人均收入則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達到美國的水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其主導產業處于世界產業、技術鏈的內部，相對于處于最前沿的國家，其企業的技術創新風險和產品創新風險較低，所以，企業的融資也相對側重于銀行融資。

當然，隨著德日經濟的發展，其產業和技術越來越接近甚至領先于世界的前沿，所以股票市場的重要性也會越來越高，與最發達國家金融結構的差異會越來越小，與本國過去的金融結構的差異性會越來越大。

單就美國而言，隨著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金融結構中的直接融資比例隨之不斷增大，而間接融資比例不斷下降。日本也遵循類似的金融結構隨產業結構變遷而變遷的規律。

此外，其實日本的金融結構（上市公司的市場資本總額/銀行部門提供的國內信貸）相對于美國而言，也展現出了在追趕階段隨經濟發展水平收斂而收斂的趨勢。因此，盡管存在其他很多影響因素，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金融結構的演進會逐步偏向直接融資而降低間接融資的比重，是一個世界性的結構變遷趨勢。

在中國社會融資增量結構中，人民幣貸款占比從2002年的91.86%下降到2017年的71.19%，十五年間下降了20個百分點。但是，2010-2017年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平均不足4%。并且，最近十六個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結構中，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總量雖然保持了兩位數以上的增速，但是人民幣貸款的增速更快。

這其實是進一步通過間接融資滿足經濟體迫切的融資需求，強化了債務杠桿，弱化了直接融資。如果采取這種政策取向，可能只是緩解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擴展的權宜之計，并非根本之策，甚至與宏觀上去杠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沖突，會積累更多的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