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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今年恰逢“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各種相關學術活動整裝待發。西學與中學、傳統與現代的辯證關系也越來越為思想界所關注。劉小楓教授和甘陽教授主編的“經典與解釋”叢書15年來已出版350種經典與解釋書籍。1月10日，“經典與解釋”叢書出版紀念研討會在人民大學舉行，引各方關注。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學不是劉小楓他們搞的那套》名義出現在媒體上，引起了一些爭議。該文章開篇即稱“多少人讀過不好說，但知道或聽過《荷馬史詩》的可能比真正見過河馬的人還要多（觀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類似虛擬語態表示：“就國內目前狀況來說，西方古典學研究仍處于草創、學習階段，不能急于以我為主，不應該讓它在當前發揮它本不該發揮的作用。”觀察者網就此聯系劉小楓教授。他的表態言簡意賅：“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這個熱鬧恰逢其時，本人五年前的一篇舊文可以作為回應。”

文章原題《為什么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全文可見劉小楓《重啟古典詩學》華夏出版社2010版。劉小楓教授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甘陽（左）與劉小楓

——“如此說來，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模仿西方大學中的古典學系來建立我們的古典學？決非如此！”

——“事實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為西方古典學術的古希臘－羅馬文教傳統大多龜縮在古典學系，不僅變成“故紙”研究，而且在經過現代學術的人類學和語言學“洗禮”后，按尼采的說法已經變得“忘祖忘宗”——“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了解古代，并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自己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了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只對那些可憐的、癡呆的、不可救藥的老書蟲很有用”（《朝霞》，第195條）。”

為什么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學評估，各大學紛紛搶在評估前搞裝修——教育部的評估檢查的是教學“質量”、設施（所謂硬件），沒誰去檢查我們的檢查者的文教觀念。

有必要檢查我們當今的文教觀念嗎？當然有必要——就在“大學評估”展開的同時，已經有大學校長公開提出批評甚至表示抵制，體現出一個大學校長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政治品質的優劣，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必須保養每個時代都會有的少數優秀少年、青年，使得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梁——如今叫“承重墻”。文教觀念不對，承重墻建設就會出問題，甚至使得我們的國家不再有承重墻。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的變革成就舉世矚目——然而，閉門自省，我們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就，也有敗績——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文教改革三十年應該區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兩個十五年品質差異極大，所謂“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差異：前十五年怪現象不多，后十五年不僅怪現象鋪天蓋地，而且敗象叢生——嚴格來講，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變革，而且明顯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謂教育產業化——我們的理由可能是：當時國家太窮，無力支撐大學的發展。可是，民國時期同樣很窮，但在這一我國現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雖然全盤西化已經鋪開，大學的實用化和職業技術化程度卻遠不如現在……為什么那個時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國學問的自信心為什么比如今的更為穩固？對比我們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還是進步？如果退步，問題出在哪里？為什么沒有留學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學術生命力，比留洋博士馮友蘭更強？

尼采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我們不斷聽到設“國學”為一級學科的呼聲。有人說，這種呼吁與我國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實，即便不考慮“和平崛起”的政治異象，開科設教從來就是文明國家文教制度的基要問題。我國的大學文科一級學科建制早已屢遭詬病，如今的確到了必須通盤重新考慮大學文科建制的時候。

“國學”這個名稱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別——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提法出現于清末，興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與這一名稱差不多同時出現的還有“漢學”（同文館中設“漢學館”）、“中學”等，意在與“西學”對舉，保守我國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學入華而支離破碎，應對我國政制面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凡此提法無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爭來考慮中國文教傳統的危機問題。我們都知道，所謂“國學”或“中學”指的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和，但與此相對的“西學”概念，卻并非西方傳統學術的總和——我們所謂的“西學”實際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現代學術傳統，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學術。這里就隱含著一個重大問題：西方學術就總體而言包含著古今分離或古今之爭。就國學指中國學術不絕若線的傳統而言，“國學”與“西學”對舉，恰恰表明我們欠缺對西方學術中所包含的古今分離或古今之爭這一重大問題的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在這一意識背景下展開對傳統中國學術的討伐。

不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章太炎曾撰《國故論衡》和《國學略說》，國學被等同于“國故”，意味著整個中國傳統學術成了“國故”，與此相對應的“西學”僅僅是西方“現代”的學術，而現代同時意味著“進步”。在這一學術政治格局中，“國學”的正當性本身就需要不斷申辯。

另一個例子是：如所周知，我們的大學要么是西方傳教士興辦的，要么是國人學著西方人興辦的，大學的主體無不是理工農醫諸科乃至政法、經濟、社會學、政治學等實用學科。就此而言，中國的大學就是西方現代大學的移植，我國古代（晚清以前）從來沒有過什么“大學”。我們的大學發展到今天，晚清洋務派的理念才最終實現——科學院士或工程院士成了大學校長的當然資格。那么，中國學術傳統的傳承在哪里？文明傳統以語文及其經典作品為基礎，我國的中學生一律要學語文（中文）課，但中學語文講授的我國古代經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現代語文占據了相當份額。升大學后，學生分赴各理工農醫諸科乃至政法、經濟、社會學、政治學等實用學科，不再會有機會、也不再有義務習讀古代經典作品。

文教是大學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學中，文教所占的份額實際相當小，就此而言，文教顯而易見已經不再是現代大學教育的基礎。文教以語文為基礎，語文不是當下正在說的“言語”，而是歷史上已經成文的經典。在我國的大學中，中國語言文學系（中文系）的規模遠不如西方語言文學系（英語系）——如果還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語系，任何一個大學的外語學院的規模都遠遠超過中文學院。但這些西方國家的語文至多不過五、六百年上下的歷史，而且這些語文學系偏重的并非文學性語文，而是實用性語言，從而是實用性學科，不然就不會哪個國家強勢或有生意要做，就開設哪個語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