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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的建設首先考慮的是實用、實利需要，顯而易見的結果是：我們的大學開科設教的視界最終受現代國族競爭眼前利益的牽制——鑒于晚清以來我國屢遭外國列強欺詐掠奪，辦大學必須從國家的經濟、軍事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因此，開設種種實用技術學科無可非議。問題在于，傳統文教是否也要變成實用、實利學科，也要接受技術科學原則的指導——事實上，晚近二十年來，我們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技術科學指導人文學科的原則和制度。

因此我們必須問：國學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學術在哪里？

如今“國學”散見于文、史、哲三系，由于文史哲這種劃分本來就是現代西方學術的產物，“國學”散見于文、史、哲三系無異于被現代西方學術觀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個二級學科中僅“中國古代文學”和“文獻學”涉及古典文教，哲學系八個二級學科中僅“中國哲學”專門涉及中國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無不以現當代“西學”為體，中國文學、中國史學、中國哲學的研究和教學，無不以西方現代的各種時髦理論為導向和基礎——“國學”在歷史系所占份額最大，但歷史學接受西方現代理論的洗禮恰恰最徹底（晚近十年幾乎全盤人類學化就是證明）。即便想要保有中國倫理傳統的當代儒學，也幾乎無不依傍西方的種種現代論說。出現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們對西方的古典學非常陌生，沒有建立起古典的視野，從而不清楚西方現代科學的底線。

晚清以降，中國文教制度面臨的基本處境即是西學入華后道術分崩離析的局面，新中國如何與傳統中國保持血脈關系，一直是中國現代學人沒法避開的問題。洋務運動時期，衛道士們拒絕實用技術科學，其結果是國家被列強切割；如今，以實用技術科學統領文教，其結果是自我了斷自家文明傳統。由于我們高等教育的學科建制中迄今沒有專門研究（傳承）我國傳統文明的一級學科，晚清學人第一次真正面對西方文明時的關切和抱負，迄今沒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過中西之爭看到古今之爭，進而把古今之爭視為現代文教制度問題的關鍵，“中學為體”最終只是一句空話，變成實際上的“西學為體，西學為用”。如果現代西學本身問題多多，我們與國際接軌必然是接種病菌，這恰是我們當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大量實用技術人才，高等教育的實用取向無可非議，但如果以教育品質的敗壞為代價，那么，這一代價就高得無以復加了。一個國家的招牌大學也以培養各行各業的高級白領為最高榮譽，國家的品質如何便可想而知——遺憾的是，晚近十多年來，我們親眼目睹大學文科的實用取向有增無減。

為了葆有教育的教養品質，高等教育的實用取向必須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兩種方式：要么把實用技術學科從大學中切割出來，根據市場需要多辦職業技術學院，不按市場需要而是按計劃少辦精辦博雅性質的大學——要么在大學中建立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讓所有專業的大學生都接受兩年素質教育。施行前一種方式的機會早已經一去不復返，施行后一種方式的機會則迫在眉睫。然而，葆養大學的教養品質必須依靠文科，否則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難以推行（大量師資無源無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脫去實用取向，也依然是現代品質的，因為，如今大學文科的基礎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現代意識的漩渦。

倘若要平衡現代化大學不可避免的實用技術取向就必須憑靠設立通識教育（素質教育）制度，那么，我們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學文科。既然現有文科各一級學科無不是現代取向的，則唯有在大學中為古典學術劃出獨立地盤。才可望達成古－今平衡。我們無需全盤否棄實用技術學科，而是以教養教育來與之達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質不致敗壞。同樣，我們無需全盤否棄文科的現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來與之達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質不致敗壞。十九世紀末期的尼采已經看到，如果要遏制現代大學教育品質的敗壞，必須好好經營古典學。古典學在現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義就在于：它必須起“不合時宜的偉大作用”，所謂“不合時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現時代”的方式“作用于現時代”，從而有益于未來的時代（參見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來，中國傳統文教面臨重新命名的問題，如今，中國傳統文教面臨再次重新命名的問題：我們應該建立中國的古典學，以取代“五四”以來流行的“國學”。“國學”這個名稱其實很難對外溝通：日本、韓國高校都有龐大、扎實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學人，日本稱“支那學”，韓國稱“中國學”，西方則稱“漢學”——如果以“古典學”來命名中國的傳統學術，不僅可避免名稱溝通的困難，更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得以從中西之爭回到古今之爭。在我國極少數高等院校建設一級學科的古典學，不說是當務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誤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所說的西方文明，實際指的是現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后冒出來的若干強勢國家所代表的“技術文明”，但這些現代國家的經典作家無不受古希臘－羅馬文明經典的滋養。迄今為止，這些國家的招牌大學中的古典學系實際起著共同的文明紐帶作用。不僅如此，當今的強勢西方民族國家有意無意高標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傳統的擔綱者，國家在政治上的強勢與該國大學中古典學的強勢往往同步（請看美國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學教育從人文中學開始——西方名牌高中以開設古典學課程為指標（必須有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課程），我國名牌高中以升學率或奧數而非以偏重中國古典學課程為指標，相比之下，談何文明抱負。

如此說來，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模仿西方大學中的古典學系來建立我們的古典學？決非如此！

尼采主張繃緊古今之間張力，通過展開古典教育使得現代文教制度中的現代因素得到平衡，因為，“與人類千百年來的生活方式相比，我們現代人生活在一個相當不道德的時代：習俗的勢力已驚人衰落，道德感又變得如此精細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們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隨風消逝。因此，我們這些后來者，要想獲得關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見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得到，也張口結舌，說不出來：因為它們聽來粗鄙”（《朝霞》，第9條）。可是，西方學界百年來尖起耳朵聽的是尼采關于“超人”的說辭，而非關于古典教育的教誨。事實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為西方古典學術的古希臘－羅馬文教傳統大多龜縮在古典學系，不僅變成“故紙”研究，而且在經過現代學術的人類學和語言學“洗禮”后，按尼采的說法已經變得“忘祖忘宗”——“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了解古代，并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自己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了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只對那些可憐的、癡呆的、不可救藥的老書蟲很有用”（《朝霞》，第195條）。的確，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學在美國。然而，美國的古典學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學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學科劃分、以傳授歷代經典為學業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識教育制度。這意味著，古典學必須走出現代學術為其劃定的狹窄地域，成為現代大學文科的基礎性學科，從而使得古典教育獲得現實活力——辦古典學本科，主要不是為古典學碩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為大學中的現代取向的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提供優秀人才。

因此，建立中國的“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不可與西方主流大學的古典學專業接軌，而是要立足中國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傳授中西方古典文明為學業的本科建制。就我們的教育體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為一級學科的古典文明學系（簡稱“古典學系”），因為，如尼采所說，古典學的使命就是保養古典文明。在這一學科建制中，中國古典文明（所謂“國學”）與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為二級學科，盡管可以有所側重。

發展有中國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學，最終是要以此開科設教完成晚清以來中國學界想做而一直沒有做成的教育大業——營構堅實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礎，使得我國的擔綱性人才培養不致荒廢：立足本土培養“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錫瑞語）的新時代棟梁之才。如今，中國的“崛起”使得我們面臨的僅僅是又一次機遇：外匯儲備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復元氣，過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擔保未來三十年一定成功。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才俊，但從來不會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為數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級白領，而是成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擔綱者，乃是建設中國的古典文明學系的根本意義所在。

【后注：本文為筆者在《開放時代》雜志社與云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辦的“古典西學在中國”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上的發言，原刊《開放時代》2009年第一期。這里的文本綜合了筆者在中國文化論壇基金會舉辦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7月）上的部分發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