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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出版付梓之際，劉小楓教授傳來專為本書所作的“我們為什么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的漢譯本前言，并獨家授權觀察者網首發。一部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就是一部“征服世界的力量”時空交錯史。在所謂“南海仲裁案”宣判即日，我們全文刊發這篇前言。因為這種征服的力量從未止息，且一直愈演愈烈，直至今日染指中國南海。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小楓教授在前言中提出的尖銳問題遠遠超出《地圖集》的本身，為我們閱讀這本西方最具權威的《地圖集》提供了思考問題的重要線索。】

本書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出版，八月上海書展與讀者見面。

我們為什么有必要學習古代世界歷史

——《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中譯本前言

劉小楓

一

1868年的冬季學期，瑞士巴塞爾大學史學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開設了一門名為“歷史研究導論”的專題課程。從名稱來看，這門課程是為剛剛形成不到半個世紀的史學專業開設的。可是，布克哈特開講就宣稱，這門課程的目的“不是要培養[專業]史學家”，而是“要讓學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個接受大學教育的人都應該培養這種能力”。布克哈特告訴學生們，如今“史學已經高度專業化，即使一個非常小的個別問題，也可能已經有若干專著研究過”。投身史學專業，就得準備為澄清某個很小的歷史事實耗費數年時間。在19世紀的大學，所有傳統學問都在走向高度“專業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在布克哈特看來，大學的專業化訓練并非是為了讓學生今后“以所學專業為終身職業”，而是為了讓年輕的靈魂學會如何聚精會神地獲取知識，“培養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嚴肅品格”。布克哈特告誡說，任何學科的專業化都有一個危險：讓人忘記學科訓練僅僅是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種途徑。布克哈特所謂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脫日常無聊”，“不讓報紙和小說”——如今我們得說媒體網文——荒廢自己的精神。[1]

布克哈特在近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教誨明確針對當時正在形成世界趨勢的現代民主文化。他在自己的課堂上講授世界史課程時說道：

普遍民主作為一種懵懂的沖動，從法國革命及其對人性本善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噴發出來，涌動于各個民族的里里外外。隨之出現的是顯著的同質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普選的形式得到了君相們本人的承認，普選可被擴展為對幾乎任何事情的公投。[2]

民主文化讓“幾乎任何事情”訴諸公投不僅荒謬，而且表明一個國家或民族已然喪失精神自由。畢竟，涉及一個國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品質或優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獲得解決。布克哈特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質就是“日常無聊”。在商業民主化的時代，大學教育固然史無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學不可能讓大學生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脫日常無聊”——即便設立通識教育課程也無濟于事。布克哈特的“歷史研究導論”就是如今的通識課，但他心里清楚，并非每個被迫接受大學教育的學生都天生具有“超脫日常無聊”的意愿。何況，民主化的大學培養出來的教師很難具有講授通識課程的資質和能力。畢竟，學科專業化的所謂學術規范一直在摧毀熱愛智慧的情趣，讓年輕的頭腦因長時間“過分專注地研究”某個“內容單調且索然無味的”課題過早患上“腦癱”（《沉思》，頁16-17）。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為何要在巴塞爾大學開設“歷史研究導論”這門課程，而且不是為史學專業的學生開呢？在布克哈特看來，已然形成世界趨勢的民主文化是一個不祥的趨勢，它標志著世界歷史進入了史無前例的“危機”時代。面對這樣的時代處境，如果現代的大學還不至于敢公然背棄人類古典文明關于教育的傳統定義，即讓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獲得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精神狀態具有明辨是非對錯好壞優劣的認識能力，就應該讓大學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歷史。布克哈特覺得，既然作為大學教師自己總得開設某種課程，就不如開設“歷史研究導論”這類通識教育式課程。他相信，與其給年輕的大學生灌輸民主的自由權利意識，不如讓他們學會“審視過去”——他用“觀察”來命名這種精神活動，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權利和義務”。通過觀察世界史獲得“普遍的和歷史的知識”，不僅有助于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撇開個人的和暫時的擔憂和顧慮”去了解處于變化中的人類狀況，而且會使得天素優秀的年輕靈魂超逾平庸“向高處攀登”。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世上的多數人其實是“在最為簡單的平民生活中度過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填飽肚子”。普遍民主觀念出現以后，史學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來看待歷史。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民主觀念推崇的這種“觀察和推理”方式進入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導致了“聽覺上的巨大混亂”。布克哈特非常自覺地要讓自己的史學通識課抵制這種平民“眼光”的史學，讓史學保持其古典品格：historia vitae magistra[歷史是生活的導師]的含義是，熱愛智慧的人通過認識過去讓自己變得明智。因此，布克哈特說，世界史的“觀察對我們意味著自由”。[3]

1870年冬季學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講授“歷史研究導論”課，剛剛獲得巴塞爾大學古典學系教席的26歲年輕人尼采也坐在講臺下面聽講——在后來的整個一生中，尼采都稱布克哈特是“偉大的教師”。[4]

二

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發端于啟蒙運動時期，而且與商業行為相關。1729年10月，倫敦的8位書商和印制商在《編年月刊》（Monthly 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聯名簽署的圖書征訂廣告：即將出版一部名為《普遍歷史：自最早的時代敘述到當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的史書，分“古代”和“現代”兩個部分出版。征訂廣告稱，《編年月刊》將先以連載方式刊發這部《普遍歷史》，然后結集成書。不過，書商們沒能做到按月連載，拖拖拉拉差不多15年后（1744），“古代部分”（the Ancient Part）才殺青。畢竟，那個時候的大學還沒有史學專業，撰寫這部史書的并非是某些個史學家，而是書商為了賺錢找來的幾位業余寫手，其中兩位曾因在報紙上胡編亂造“史話”以impostor [騙子]聞名——主要寫手之一是個浪跡倫敦的法國人，他用筆名普薩爾馬納扎（George Psalmanazar，1679–1763）經常給報紙寫文章。為了在傳媒出名，他在25歲那年就剽竊荷蘭傳教士的回憶錄編造過一本關于中國臺灣的書，慌稱自己原籍臺灣，其父是在臺灣傳教的荷蘭傳教士……盡管如此，《編年月刊》上連載的這部《普遍歷史》很快開始風靡歐洲：1732年，法國的書商開始翻譯連載，1734年，意大利的書商開始翻譯連載，德意志的書商則在1745年直接翻譯“古代部分”合訂本——大名鼎鼎的伏爾泰和吉本都采納過其中的“史料”。[5]隨著貿易和自然科學雙雙快速發展，歐洲智識人渴望全面認識世界。

英國書商組織寫手編撰這部世界史并非為了搞啟蒙，毋寧說，這一商業行為既反映的是英格蘭王國崛起時的需要，也反映了18世紀新知識狀況的需要。現代中國知識人以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實，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現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期的英國。何維爾（William Howell）的《通史要義》（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1680）和拉萊夫（Walter 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702）盡管相當粗疏，在當時卻頗為風行。由于這兩部通史仍然以歐洲各民族的歷史為主，涵蓋面不足，采用同時代的編年史和地理學的新材料也不多，書商們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歷史》銷量必定可觀。畢竟，隨著國力上升，那個時候的英國人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大增。據統計，截至1730年，以征訂方式在英國出版的專書有388種，其中128種涉及歷史。夏克福德（S. Shuckford）的《圣和俗的世界史》（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 World，1728），以及斯潘海姆（F.Spanheim）的《編年史和圣史導引》（Introductio ad chronologiam, et historiam sacram，1727）銷路頗佳，讓書商深受啟發。[6] 我們難免想起，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力急速上升，與此同時，各路書商及其編輯構想層出不窮——如今輪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學功夫并不在于知道世界歷史的史事，而在于認識和解釋史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中闡述現代民主政制原則時，已經力圖憑靠當時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輪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視野來增強其論證的說服力。在孟德斯鳩激發下，索邦神學院高材生杜爾哥（1727- 1781）雄心勃勃，23歲那年（1750）寫下了堪稱劃時代的兩篇論著綱要（“普遍歷史兩論大綱”和“關于政治地理學的論著綱要”），將自己關于俗世的進步論“普遍歷史”（histoire universelle）的思考與政治地理學結合起來。他提出的問題包括：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的自然地理資源及其分布對商業文明的影響，地理的自然交通條件（河流、海洋）對國家間敵友關系的影響，自然地理因素與民族[國家]性格及其德性的關系等等。[7]杜爾哥相信，貫穿整個人類的一條普遍歷史的發展線索是：由于商業交往不斷增多，人類將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即所有人將獲得“基本的人性化權利”。商業活動不僅是人類物質生活進步的基本推動力，也是人類道德從義務變成權利這一精神進步的推動力。[8]可以設想，如果按杜爾哥的歷史哲學觀來編纂一部世界歷史地圖集，我們看到的會是，原初處于野蠻狀態的人類如何從狩獵狀態、游牧狀態到農耕狀態再向商業狀態演進。[9]直到今天，好些世界歷史地圖集仍然是按這種啟蒙哲學式的文明史觀來編纂的。[10]

1753年，伏爾泰的《論諸民族的道德風習和精神》出版，史稱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專著——畢竟，英國書商搞的《普遍歷史》的“現代部分”（the Modern Part）在1759年開始連載，直到1768才連載完。十年后（1763），伏爾泰又為自己的這部“普遍歷史”添加了長達兩百頁的題為“歷史哲學”的“導言”，據說因此獲得了發明“歷史哲學”這個語詞的思想史聲譽。[11]

伏爾泰的世界史敘述“八卦”說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歷史哲學”看起來也委實不夠哲學。接下來具有影響力的普遍歷史哲學式的世界史，非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莫屬。[12]黑格爾的世界史從“自由理念”的朦朧狀態開始，把現代的公民社會式國家的形成視為世界歷史的“必然”進程。實證史學出現之后，史學家大多蔑視黑格爾的普遍歷史哲學，認為它只有“觀念”，沒有多少實實在在的“史料”。其實，黑格爾提出的“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史劃分”及其歷史演進過程，使得啟蒙主義的“進步論”史觀更為明晰，為好些實證史學家的世界史敘述提供了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