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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康德以為，實現了自由民主“文化”就會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但要實現這種“文化”還得憑靠戰爭。因為，戰爭才會迫使“國家元首們”“看到共同體的各階層為了相互促進自己的富裕而緊密結合起來”。[26]與此相反，同樣信奉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政治學家麥金德卻相信，“民主的理想”必然開放地球上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國家產生追求富裕的欲望。由于世界上的自然地理資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權利訴求必然導致新的世界性國際沖突。麥金德非常憂慮：由于長期灌輸“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在考慮問題時僅僅從個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出發，不知道還有“從國家戰略上思考”這回事。其結果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自由的各種理想已經成了普通公民的固執偏見”，國民僅關心“個人的種種權利”，不懂得“維持我們的自由的安全”必須憑靠國家及其組織能力。[27]

麥金德的擔憂同樣基于“歐洲民族”所具有的“古代世界”的歷史經驗。雖然與德國人蘭克和瑞士人布克哈特是完全不同的學者，麥金德卻與他們一樣相信：唯有地中海地區和歐洲種族的歷史才算得上世界歷史，“因為，使希臘和羅馬的繼承者統治整個世界的那些觀念來自這些種族之間”。[28]布克哈特在大學開設“歷史研究導論”課，出于與后來的麥金德同樣的憂慮。他已經看到，西方的國家觀念和文化觀念“出現了重大危機”：自由民主理論家們不斷要求國家隨時按民眾的情緒來調整自己，公民對國家權力的認可程度已經降到極點。與此同時，這些人又要求國家必須完成他們定期交付給它的保障公民富裕和安全的義務。競相角逐的黨派各自要求國家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在國家應該做什么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國家本身變得無所適從（《沉思》，頁126-127）。

在布克哈特看來，康德所憧憬的自由民主“文化”前景實質上是歐洲文明的徹底淪落。因為，這種“文化”要求國家乃至文化本身充當市民趣味的外衣，而基督教歐洲的市民已經被教育成唯利是圖的人民，由民眾主導的文化必然是流俗文化。自由民主理論家們宣稱能夠通過普及教育把所有市民造就成“不同尋常地重要的個體”，實際上“只能以拔苗助長的方式培養平庸之輩”。就文化的品質而言，自由民主“文化”的所謂“進步”其實是“退步”，因為，現代生活“只不過是一種生意，現代之前的生活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存”——布克哈特一再提到，美國就是這種“沒有歷史文化根基”的“生意”國家的代表。歐洲的民主思想家從所謂自然狀態出發探究國家的起源和性質，無異于廢除歐洲文明的歷史傳統，向壁“虛構”出一種普遍的國家形式。美國就是按照這種“虛構”出來的國家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野蠻人和現代美國的文明人毫無歷史意識”。[29]倘若如此，令人費解的是，當今的中國把模仿美國作為自己的文明目的，怎么就成了偉大的“文化復興”？

布克哈特在“歷史研究導論”課上說：“強者把自己的意愿強加在弱者身上的權力，構成了世界歷史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問題在于，弱者并不意味著文化的高貴品質很低，強者就意味著文明的高貴。恰恰相反，一個比較低級的“野蠻”文化占上風，并憑靠自己的強勢使用種種權力的情形，在歷史上并不少見。蒙古人的入侵和擴張就是如此，“亞洲似乎一直未能從兩次蒙古人的統治下所遭受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羅馬人“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開始征服東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成河的代價完成了擴張活動”，這是另一種強者支配弱者的行為，其目的是創造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并通過這個文化讓一個新的世界性宗教傳播開來。“后來，這兩個元素傳給了卷入民族遷徙中的野蠻的日耳曼人，并且最終成為新的歐洲的黏合劑”。相比之下，現代西方人用強權讓低俗的民主文化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就是對世界的文明歷史犯下了可怕的罪惡。[30]

出于一往情深的文明意識的深切憂慮，布克哈特在開設“歷史研究導論”課的同時，也開設了“古希臘文化史”課程。他充滿絕望地期許，“只要我們當前的西方文化一息尚存，我們就將通過吸收形形色色的過去事物來內在地豐富自己，并把早先世界各個時期精神的狀況和變化看作對我們自身精神意識的巨大促進”（《歷史講稿》，頁72-73）。對于我們來說，布克哈特對古代世界歷史所作的如下觀察則應該被“看作對我們自身精神意識的巨大促進”：

有些民族靜止不前，他們幾百年保持同一個整體的形象。在外人看來，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滿足。（《沉思》，頁248）

在布克哈特眼里，古代中國就是這樣的民族……古代歐洲民族的品質是怎樣的呢？

他們需要時不時地把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全部力量，通過劇烈的運動釋放出去。這些劇烈運動的作用是毀壞舊東西，為新東西開辟道路。在這些劇烈的運動中，除了偶爾感受到短暫的勝利喜悅之外，他們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用說長久幸福，因為那些勝利本身就是暫時的。他們層出不窮的力量源泉在于永不滿足，他們新邁出的步子還沒有站穩，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邁出下一步。（同上，頁249）

布克哈特告訴西方的大學生們：詩人荷馬已經展示了西方民族的這種本能——《奧德賽》的結尾讓人看到，主人公所經歷的艱難險阻一個接著一個，他面臨著的考驗似乎沒有盡頭……（同上，頁248）。

我們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課則讓我們知道，西方人從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歷史中看到，“西方的生活就是斗爭”（《歷史講稿》，頁187）。倘若如此，我們就不應該自欺欺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歷史經驗的西方人會相信中國人自古以來主張的“和為貴”。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放下自己的歷史自豪感，認真閱讀西方古典學家們把古代中國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否則，輪到美籍華人寫納蘭若容那樣的出塞詞的時代，一定不會太遠。

201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金壽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4-15（以下簡稱《沉思》，并隨文注頁碼）。

[2]布克哈特，《歷史講稿》，劉北成、劉研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75（以下隨文注頁碼）。

[3]布克哈特，《沉思》，前揭，頁8-9，11-12，14。

[4]尼采與布克哈特的關系，參見Alfred von Martin，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增訂第二版，München，1942，頁11-18；亦參Edgar Salin，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sche，Basel，1938。穆瑞，“《古希臘文化史》英譯本序言”，見布克哈特，《希臘人和希臘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王大慶譯，頁21-30。

[5]關于這部《普遍歷史》的編寫和出版過程，見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刊于Publishing History，17（1985），頁5-49，編撰緣起見頁8-9。

[6]參見Daniel Woolf，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2003，頁284-285。

[7]參見沃格林，《危機與人的啟示》，劉景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頁135。

[8]參見Ronald. L. Meek編/譯，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頁73-75。杜爾哥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松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刊布于1766年，十年后，亞當?斯密出版了《探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中譯本：《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996）。

[9]康德在1786年發表的《人類歷史揣測的開端》一文對這種四階段論有簡厄精煉的描述，見《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21-123。

[10]參見巴勒克夫拉主編，《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毛昭晰、劉家和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34-39；亦參吳于廑主編，《大學世界歷史地圖：從地圖看世界歷史行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11]中譯本見伏爾泰，《風俗論》，三卷，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12]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劉立群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3]布克哈特，《歷史講稿》，前揭，頁1，6-7，83，187。

[14]參見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約爾旦/呂森編，楊培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3-14。

[15]蘭克，《世界歷史的秘密》，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334-335（以下簡稱《秘密》，并隨文注頁碼）。

[16]布羅代爾，《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常紹民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201-202。

[17]休謨，《人性的高貴與卑劣》，楊適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47。

[18]戰爭期間（1629年），31歲的霍布斯出版了《伯羅奔半島戰爭志》英譯本。

[19]席勒，《三十年戰爭史》，沈國琴、丁建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亦參R. G.. Asch，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48，London，1997。

[20]杜爾哥的學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按啟蒙哲學的文明史四階段論勾勒出歷史精神的進步綱要，參見孔多塞，《人類精神歷史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何冰譯，1973 / 2010，頁3-4，13-22。

[21]沃格林，《危機和人的啟示》，前揭，頁207。

[22]沃格林，同上，頁214-215。關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和約”，參見Fled L. Israel編，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67。

[23]參見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商務印書館在1904引進日人小川銀次郎編制的《東洋歷史地圖》和《西洋歷史地圖》，作為最新中等教科書（張元濟校訂）?！段餮髿v史地圖》共20幅38圖，從古代迄至近世，“凡歐洲歷史變遷沿革有大關系者，皆有圖以明之”。參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05。

[24]參見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頁20。

[25]在吳于廑主編的《大學世界歷史地圖》（前揭，頁63）和張芝聯、劉學榮主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頁164）中，朝鮮戰爭都僅占半頁，尚未獲得單獨篇幅（另參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中國戰爭史地圖集》，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頁367-376）。

[26]康德，《人類歷史揣測的開端》，前揭，頁124。

[27]參見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前揭，頁24-25，31-33，151-154。

[28]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慰、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010，頁51。

[29]布克哈特，《沉思》，頁57-62；《歷史講稿》，頁3。

[30]布克哈特，《沉思》，頁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