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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小楓，本文為《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序言（下），閱讀（上）請點擊這里。】

四、古今之變與史家之志

成龍博士的“讀書筆記”最后一章僅題目就讓人覺得很刺激——“史遷之志：立教與古今之變”。司馬遷在今天會被稱為史學家，但如今有多少史學家的心志會關切中華帝國的立教大業？作者因這個大業在時代的古今之變中不僅迫切而且險象環生，才想到重讀司馬遷，但他恰好不是史學科班出身。

人們會說，如果司馬遷的時刻所面臨的古今之變與今天有實質上的差異，那么，作者的關切有何意義？的確，對我們來說，理解古代與現代的古今之變的異同迄今仍是棘手問題。

中國學人遭遇現代的古今之變初期，梁啟超（1873– 1929）就在《新史學》（1902）一文中憑靠西方新派的歷史演進論的“進化之大理”宣告了我國古人的歷史理解無效：“天下之生久已，一治一亂”（孟子語）據說是“誤會歷史真相之言”。梁啟超看到，孟子乃至司馬遷眼中的“天下”與我們今天需要理解的“天下”明顯不同，因為我們的古人

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于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新史學》，頁13 – 14）

梁啟超沒有忘記補充說，中國之外的古代“他國之史亦如是”。他顯然知道，以本國視野的歷史為“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乃古代的普遍現象，苛責我國古人沒有意義。重要的是，無論中國還是他國都服從歷史的“進化之大理”，用杜爾哥（1727 – 1781）的說法，這叫“普遍歷史”。

在梁啟超的時刻，中國學人還不能準確把握（遑論表述）這個“進化之大理”的要津。現在的我們都清楚，所謂歷史“進化之大理”即發展科技–商業文明是硬道理。不用說，這個道理不僅具有無可辯駁的歷史唯物論基礎，晚近40年的史實也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個道理。

梁啟超

如果今天我們問梁任公，他眼中的如此“人群進化之現象”是否能一勞永逸消除“天下”的“一治一亂”現象，或者說科技–商業文明發達是否可以等于一種立教，那么，我們會發現，他的回答頗有講究。

《新史學》一文共六小節，前三節論新史觀的必要性，后三節涉及舊史，先后題為：論正統– 論書法– 論紀年。從文章起筆至“論正統”，任公的筆法都顯得氣勢恢宏，一路貶斥舊的史觀，其文風從“論正統”小節的第一句話就可以見其一般：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于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于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也，于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為真而余為偽也。千余年來，陋儒斷斷于此事，攘臂張目，筆斗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后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新史學》，頁26）

隨后任公又說，陋儒們對《春秋》之首要大義“通三統”的理解錯了：

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后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適相反對矣。（同上）

直到今天，諸如此類的言論在史學界還十分常見，盡管在新儒家看來，真正的陋儒才會這樣說。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

奇妙的是，在接下來“論書法”一節，任公的文體突然變得帶有對話意味，并顯得在替舊史家辯護。主張新派史學的人說，自己搞不懂中國古代史家為何“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天職”和“能事”，又憑靠何種“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對此一問，任公回答說：

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志，可以言書法。（《新史學》，頁33）

這話看起來讓人覺得，梁任公自認為“有《春秋》之志”，他正在憑靠歷史進化之大理“明正邪，別善惡”。至于說到“書法”，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自然就是憑靠歷史進化之大理“操斧鉞權，褒貶百代”。成龍博士讓我們回憶司馬遷的“史家筆法”，無異于對任公所倡導的“書法”提出了質疑：

立朝是建立新政權，立教則是確立新的社會和新的人，定是非，立教時刻來臨之前的國是，實際處在是非未定或懸而未決的時刻。論定是非貌似容易，選擇并不難，但艱難的是要決策者承擔抉擇之后的后果，所以才會有楊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漢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討論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及接續這一歷史的當代中國，可能要回到這兩個原型。（頁9）

的確，在“立教時刻來臨”之際，“定是非貌似容易，選擇并不難”，其實不然。何謂“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眾說紛紜，何況，“新”的語義未必等于“好”的語義。所以，作者力圖讓我們看到，盡管司馬遷的筆端構建出中華帝國形成時的天下歷史大視野，“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和漢朝立朝以來的諸種學說，三重古今之變盡收眼底”（頁167），但他很可能與楊朱一樣，“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