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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這里提到“諸種學說”，讓筆者深有感觸。因為，與司馬遷的時刻相比，梁任公或者如今的我們所面臨的“諸種學說”，不啻天壤之別。任公在說過古之史家“書法”后緊接著還說：

今之談國事者，輒日恨某樞臣病國，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為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為其同類之代表而已。（《新史學》，頁34）

在如今我們所面臨的“時刻”，諸種學說難道不是其見識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不僅如此，諸種學說還“攘臂張目，筆斗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在這一背景下來看作者的“讀書報告”，我們就能感覺到，他很可能有與梁任公一樣的焦慮，或者說，這也是今天我們中的多數人的困惑。

由此可以理解，作者為何強調，司馬遷的筆法“無異于指責武帝一心要成就一代帝業，卻偏離了正路”，因為“漢武帝空有立教之名”：

自以為的王道說不準竟可能成為亡道。此時的天子恰恰喜歡文辭華章（“方好文詞”），“默然”而對。漢武帝立教，顯然深知周秦之際文敝之癥，意欲補救，然而方才補救，便立刻埋下了新弊病的伏筆——文教的核心在立德導民，要“全其質而發其文”，而不是以文廢質。（頁144）

董仲舒像

這話聽起來有點兒危言聳聽的味道，但細想一下又讓人覺得未必如此。既然武帝“顯然深知周秦之際文敝之癥”，他“意欲補救”而致力于立教就不會是裝樣子。我們至多只能說，武帝的立教方針有問題，即沒有“立德導民”。但問題同樣在于，如果今天的我們有理由這樣指責武帝，那么，這也意味著我們知道何謂“德”以及什么是“質”和“文”，否則，我們沒可能知道如何“全其質而發其文”。

我們真的知道何謂“德”以及什么是“質”和“文”？在梁啟超眼中的“歐美最文明國”的諸多學說看來，“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就是人的普遍之“質”，若要“發其文”就應該如何，不用說似乎誰都知道。若我們按作者的指引問司馬遷，這樣理解人的普遍之“質”對嗎，司馬遷會如何回答？梁任公再怎么hubris［張狂］，也不至于會說司馬遷是“陋儒”。

漢武帝如何理解“德”？司馬遷又何以認為武帝“偏離了正路”，何謂“正路”？作者在第三章“秦亡漢興”中曾這樣說道：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朝以土德自居，史遷特意申說黃帝的土德德性，作為漢朝的模范，是五德終始循環中的第一次循環（從土德到土德）。既然黃帝之德是第一輪土德（元德）在人世間的綻開，那么，擔綱第二輪土德的漢朝是否意味著紀元的再次開啟（“時間開始了”）？史遷這樣書寫，就同時還保留了對漢朝德性評判的可能，以黃帝土德之先名貶抑漢朝土德之自命。（頁37）

漢代初期，無論武帝還是司馬遷都生活在五德終始的意識形態賡繼之下。武帝“以土德自居”顯然意在開“［新］紀元”，司馬遷“以黃帝土德之先名貶抑漢朝土德之自命”僅僅表明，武帝并未開“［新］紀元”，而非否定這個時代需要開“［新］紀元”。我們看到，作者隨之用一個轉折連詞把話鋒一轉：

但是，問題復雜而有趣的地方在于：太初元年之前，漢朝一直都把本朝德性定位為水德。水德還是土德的本朝德性定位，基于若干歷史問題（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的討論，最重要的便是前朝（秦朝）能否在五德中居有一德，這直接關系到秦、漢之際的歷史書寫與德性判定。（頁37）

“若干歷史問題”這一修辭既挑明又隱藏了現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面臨的開“新紀元”論題。我們若把作者筆下的“周秦之變”讀作1949，把“秦漢之變”讀作1978，肯定會有違作者的本意。倘若如此，作者呼吁我們重溫司馬遷的筆法又用意何在呢？

作者要我們關注漢代君主如何走出“秦德秦制”，因此，五德終始循環的“本朝德性定位”問題或許僅僅是一種“筆法”而已，實質性問題在于如何更改“前朝（秦朝）的德性”：

秦始皇推演五德，確立的水德是秦朝的德性，而非他一人的德性，因此他有“傳之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的渴望。漢高祖雖然為漢朝確立了水德，但不過是秦朝德性的延續而非克服，這一德性定位的缺陷已作用于他本人。既然漢朝德性只是秦朝德性的線性延伸，而漢朝又是代秦朝而起，那么他就要在五德說之外為自己尋求立朝神話以正名（justification）。不過，無論是赤帝子斬殺白帝子之說，還是祭祀五帝之說，都只是依托于一種神話為開朝君主一人的德性正名，但世襲制可以使子孫世襲君位，卻無法使其世襲德性。（頁51 – 52）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所謂武帝“偏離了正路”，意指他骨子里仍然沒有擺脫“秦朝的德性”。從而，作者筆下的司馬遷所謂的“立德導民”的“德”，應該是儒家倡導的“德”，而非“黃老”倡導的“德”。在第六章“武帝立教”中，作者詳細論析過這一區分。

五德終始說與朝代興替，秦尚水德，史籍稱“水主陰，陰主刑殺”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更替王朝德性。在接下來的第七章“史遷之志”中，題為“時與世”的一節顯得最為關鍵，因為其中引用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

若用括弧給“時與世”這個小節標題附上洋文，最為合適的語詞恐怕莫過于Zeit und Sein。我的朋友熊林教授重譯海德格爾的Sein und Zeit時，把這兩個語詞譯為“是與時”。

作者在這段孟子引文后加了一條注釋，指向沃格林的《天下時代》。筆者翻到沃格林書的這頁才看到，原來，沃格林也引用了這句話（《天下時代》，頁382）。不過，我們的作者并沒有引“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前的一句：“彼一時，此一時也”。

筆者起初以為，作者沒有引用這一句是疏忽。待抽一支煙休息一下疲憊的腦筋之后，有個念頭猛然躍出腦際：哪個“彼一時，此一時也”？司馬遷的“彼一時”和我們如今的“此一時也”？難道作者在暗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秦德秦制”？

作者并未進一步說明沃格林為何引用這句話。我們自己會看到，沃格林引用這句話意在說明：在世界歷史的第一個“天下時代”，中國的“精神突破”如何打破宇宙論式的五德終始歷史循環論。

重塑天下秩序的重任先前落在國王肩上，如今落在圣人肩上；這一重任并未使孟子感到幸福。而且，關于這份落在他肩上的責任的意識顯然還需要發展成熟。“先前”他滿足于做一個君子，當時局不利時，并不怨天尤人。但“彼一時”；如今，盡管并不情愿，但他還是準備好了接受他在循環歷程中作為圣人的命運。（《天下時代》，頁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