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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后，這已是第11次國會大選。在伊朗政壇上，國會主要的角色為立法、批準年度預算與國際條約等事宜，雖說其在外交事務上的發言權有限，更多是聚焦在經濟和內政議題上，但因其能反應一定民意，故而被視作2021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然而民間卻不怎么關注此次選舉，一來是人民對政壇上的溫和與保守兩派皆不寄予厚望，二來是此次選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結果為何，那么投與不投，似乎差別不大。

在溫和派陣營內，總統魯哈尼屢屢受挫，其在過去主張與西方改善關系，并簽署了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JCPOA），以棄核換取美國放松經濟制裁，可謂冒著被保守派政變的風險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報魯哈尼的方式也特別有創意，那就是在上任后宣布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且回馬一槍，加重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直把后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過去伊朗應對國際制裁，尚有石油、走私與觀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這根主心骨一倒，經濟的疲軟便再也隱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國通膨率升到了33.5%，經濟則整體縮水9%；更糟的是，還引發了沖天民怨。制裁開始后，魯哈尼每月都要面對數百起大小不等的反政府運動，最嚴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價調漲示威，當時騷亂蔓延全國21大城，導致軍隊鎮壓下，造成數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溫和派在經濟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主張與西方交好，更反對核協議等國際條約，認為這是西方誆騙伊朗的陰謀。結果特朗普上任后的急轉彎，意外證明保守派的事前預估準確，剛好為其贏得不少選民青睞；加上伊朗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國炸死，而其向來是保守派代表，國內的悲憤情緒自然也對選情有所助力。

伊朗國會選舉投票 圖自美聯社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同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衛隊（IRGC）在今年1月誤擊烏克蘭航空客機，導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難；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鎮壓，也有其手筆在其中，新仇舊恨加在一起，總有一批民眾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勢在必得，幾番考慮下，其決定從選制上下手。

早在大選登場前，由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控制的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便“大開殺戒”，取消數千名溫和派候選人中近半數的選舉資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職議員，形同用制度讓溫和派強制出局。上述舉措雖有效，卻著實難看，令不少民眾大呼心寒，加上多數人其實心里有數，不論這次勝選的是保守或溫和，只要美國不松手，伊朗經濟別說乍然回春了，只怕還要繼續惡化。

面對網絡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聲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里，而這便是其決心隱瞞疫情的原因之一。從伊朗政府的邏輯來看，眼下多數民眾已對選舉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時公布疫情，只怕會嚇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門排隊投票。但偏偏選舉的投票率又關乎政權合法性，故為讓民眾少一個不出門的理由，兩派政治人物便在選前統一口徑——譴責“渲染”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間已在2月初流傳庫姆有確診案例的消息，政府卻總是矢口否認，且中央官員還屢出奇言，例如宣稱這些謠言都是“要讓伊朗恐慌”的西方陰謀；其他包括“不用封城，封城早就是一戰前處理瘧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歡迎大家繼續來庫姆朝圣，庫姆永遠為大家開放”等。

在此氣氛下，伊朗順利于2月11日舉辦了革命勝利日游行；但政府同時也宣布限制醫療物資出口，一股山雨欲來的氣氛正在醞釀。終于在選前倒數兩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布庫姆省出現兩起確診病例，且兩人都已死亡，其傳染源未知，但還是向民眾保證“排隊投票的感染風險很低”、“請大家一定要來投票”。結果這次投票率還是創新低，只有42%。但民情的反噬卻正要開始發酵。

制裁下的人心與醫療內傷

2月21日選舉結束后，政府公布的確診數據火速飛升，伴隨而來的，還有各種防疫措施，例如宣布停辦接下來一星期的音樂會、體育競賽與所有文化活動，要求疫情嚴重省份的高中、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停課，取消德黑蘭在內的疫情肆虐區的清真寺周五聚禮、禁止咖啡館與水煙店使用共享煙嘴等。然而肇發之地庫姆卻仍繼續開放朝圣，政府唯要求其需限制朝圣人數，倒是隔壁的沙特驚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麥加朝覲。

由上述處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并沒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顧忌，還是國內嚴峻的經濟處境。自打美伊交惡以來，伊朗已經歷長達41年的經濟制裁，即便食物、藥品和醫療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國際氛圍的風聲鶴唳下，許多歐洲銀行與公司擔心會受美國二次制裁，故而不敢與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藥物雖多可由國內生產，但許多進口原料仍是供不應求。

于是這導致了兩種情況，一是伊朗境內出現了假藥，二是伊朗的醫療體系因物資缺乏而日漸脆弱，伊朗人也因此養成小病不醫的習慣——休息幾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藥房買藥；能去買藥吃好的，就不必去醫院。此次應對疫情，伊朗的檢測試劑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夠，更不用提醫療設備的左支右絀，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無疑。

伊朗爆發新冠疫情，2月23日民眾戴著口罩走在德黑蘭鬧市區。圖自美聯社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確診數已達338人，庫姆、德黑蘭、吉蘭、馬贊德拉等處疫情最重，累計死亡人數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約10%。不過考慮到政府封鎖消息及醫療設備等因素，這一數據也不一定準確，一來伊朗人輕癥通常不就醫，二來試劑不足根本無法因應檢疫需求，故其真實感染人數應遠大于338人。伊朗政府眼下雖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維穩優先，因為伊朗既沒有封城停擺這種經濟本錢，也沒有收納涌向醫院的民眾的醫療底子，只能在不斷信心喊話的同時，將各種醫療資源省著點用，優先治療重癥患者。

然而民眾的怒火難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網絡輿論大約有三類，一是譴責政府隱瞞疫情，導致如今一發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醫療物資缺貨，此前卻還捐了300萬個口罩給中國，結果現在自己不夠用；三是希望神權政體的核心高官們都能染上新冠肺炎，好一次終結所有伊朗人的苦難。第三種聲音當然是少數，但隨著日前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和副總統確診、前駐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內一片歡騰。

此次疫情，可謂對國家治理的一次突襲考試。伊朗在宗教實踐與維穩思維下，首先錯失了預警時間，也缺乏良好的監控追蹤系統，導致疫情向中東擴散；但當其開始應對后，又碰上美國制裁緊咬不放的困境，實在力不從心，疲于奔命間，顯得氣喘吁吁、面色蒼白。在付出高成本代價后，疫情總會平息，但因官僚主義、經濟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漸背離的民心，或許才是伊朗政府永遠逃避不了的那場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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