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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巴勒斯坦舉行議會大選，哈馬斯在132席中獲得74席，法塔赫只有45席，但國際普遍不承認這個結果，包括當年同為“四方機制”之一的俄羅斯，背后的重要原因，當然是考量到與美國、以色列的關系。而選后的巴勒斯坦雖成功組建聯合政府，兩派人馬卻已劍拔弩張，2007年6月哈馬斯和法塔赫民兵爆發戰斗，哈馬斯成功抵抗法塔赫攻勢，鞏固了在加沙的實質統治；作為回應，法塔赫及其軍事分支阿克薩烈士旅開始襲擊西岸的哈馬斯機構與成員，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則直接解散聯合政府、驅逐哈馬斯官員，最終取締了哈馬斯本身，西岸與加沙正式分裂為兩個政府。

而這段過程中，以色列與國際捐助者也發揮了作用，也就是實踐所謂“西岸優先”策略：確保以阿巴斯為首、西方“可接受”的巴勒斯坦菁英繼續掌權，同時孤立哈馬斯令其衰弱。此后，西岸涌入數億美元，政府的官僚機構與安全部隊因此得以運作；加沙地帶則不僅得不到國際援助，還在以色列主導、埃及默許下，開始了漫長的不人道封鎖，成為地表最大露天集中營。

但這次以色列的自作聰明還是沒有成功，“西岸優先”策略確實孤立了哈馬斯、限制了加沙發展，卻將哈馬斯推向伊朗這個以色列宿敵的懷抱，原本被用來走私食品、必需物資的隧道，開始成為走私武器的重要渠道。整體來說，美國、以色列與國際社會對哈馬斯的孤立，嚴重扭曲了巴勒斯坦治理，但加沙煉獄不僅沒能真正馴服哈馬斯，還制造出大批飢餓的巴勒斯坦人、有親族死于以軍槍下的憤怒靈魂、童年被死亡陰影繚繞的悲慘世代，最終還是鞏固了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

而掌權后的哈馬斯基本上成了另一個法塔赫：帶著政治獨立的意識運作，在實質掌控的領土上進行統治，逮捕政治對手、取締反對黨派、控制或禁止與這些政黨有關的慈善機構和非政府組織（NGO），更換推動其議程的公務員、控制著自己的安全和警察部隊。雙方都致力于無限期執政，而不尋求實現和解。對法塔赫來說，和解等于結束自己在西岸的管理和安全壟斷，且可能導致國際援助支持不復存在；哈馬斯則已經在十余年封鎖中累積豐富的執政與生存經驗，更擁有伊朗這個外援，自然很難接受法塔赫的控制與“招安”。

2024年4月3日，黎巴嫩播出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的錄像講話。Reuters

和解為什么困難

當然，巴勒斯坦內部與國際不是沒有勸和雙方的努力，在2024年《北京宣言》之前，沙特、也門、埃及、卡塔爾、瑞士、阿聯酋也都曾試圖調解，最終還是功敗垂成。

雙方的第一次公開和解嘗試，是由巴勒斯坦的囚犯所推動。2006年5月，在1月大選后的山雨欲來中，來自法塔赫、哈馬斯、伊斯蘭圣戰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的巴勒斯坦囚犯們攜手合作，制定民族和解計劃，呼吁各派系團結攜手合作，實現巴勒斯坦真正建國，這一文書又稱《囚犯文件》（The Prisoners' Document）。但從后續發展來看，文件的初衷未能實現，因為法塔赫與哈馬斯立即在2007年爆發沖突、全面分裂。

接著登場的便是國際調解，首先是2007年由沙特促成的《麥加協議》（Mecca Agreement），時任沙特國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 Ben Abdul Aziz）親自斡旋，法塔赫、哈馬斯雙方的最高代表阿巴斯、哈尼亞也出席談判，各方最終簽署《麥加協議》，同意結束雙方的暴力沖突，并組建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為代表、但有多元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但歷史發展證明了，協議最終沒能落實，關鍵原因有二：法塔赫與哈馬斯再度爆發沖突，且以色列與「四方機制」都拒絕承認《麥加協議》。

再來是2008年的《薩那宣言》（Sana'a Declaration）。這次調解由也門斡旋，采納了《麥加協議》的架構，法塔赫與哈馬斯也確實達成共識，但宣言發布后雙方立即出現解釋分歧：法塔赫要求哈馬斯先放棄對加沙的控制，哈馬斯則要求恢復哈馬斯領導的聯合政府；哈馬斯認為宣言是談判和對話的起點，法塔赫則視宣言為指令，表示只有協議的所有方面都得到落實后，才有進行對話的可能。可想而知，《薩那宣言》再度淪為廢紙。

2017年10月12日，薩利赫·阿魯里（Saleh al-Arouri）以哈馬斯代表團團長身份，于埃及出席與法塔赫高層阿扎姆（Azzam al-Ahmad）簽署和解協議的儀式。Reuters

圖為2017年10月12日，薩利赫·阿魯里（Saleh al-Arouri）以哈馬斯代表團團長身份，于埃及出席與法塔赫高層阿扎姆（Azzam al-Ahmad）簽署和解協議的儀式。（Reuters）

三年之后埃及登場。2011年4月，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埃及政府的斡旋下簽署了《開羅協議》（Cairo Agreement），雙方同意籌組由技術官僚組成的“過渡”政府，并在一年之內舉行哈馬斯也參與的全國大選，同時成立聯合安全委員會處理加沙與西岸的安全管理問題。

但類似阻力再度出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協議是“對和平的致命打擊，也是對恐怖主義的巨大獎勵”，并直接扣留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稅金進行懲罰，美國與其他捐助方同樣對哈馬斯即將參與團結政府表達質疑；哈馬斯則依舊拒絕國際社會提出放棄暴力抵抗、承認以色列存在的相關要求，并且主張未來團結政府的總理必須來自加沙，以上三點與法塔赫嚴重分歧，導致了后續會談與大選的無限期延遲。從結果來看，《開羅協議》與之前其他協議一樣，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實際變化。

接著就是2012年由卡塔爾斡旋的《多哈協議》（Doha Agreement）、2014年由埃及斡旋的《加沙與開羅協議》（Gaza and Cairo Agreements）、2016年瑞士推動的和解嘗試、2017年由卡塔爾與阿聯酋與埃及斡旋的《法塔赫與哈馬斯協議》（2017 Fatah–Hamas Agreement），雙方多次表示將在「幾個月內」舉行大選、組建團結政府，卻也不斷令渴望和解的民眾失望。

《北京宣言》之前的最近兩次，則是2021年的開羅會談，以及2022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巴勒斯坦和解協議》（2022 Palestinia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2021年2月，哈馬斯和法塔赫在開羅宣布將于該年5月、7月舉行議會和總統大選，但不久之后大選便被宣布推遲；2022年10月阿爾及利亞會談上，14個巴勒斯坦派別共同簽署協議，確認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承諾將在協議簽署一年內舉行大選，“阿爾及利亞阿拉伯團隊”將監督協議的執行，但從后續發展來看，協議不僅沒能落實，還因為哈馬斯在2023年10月閃擊以色列，而變得更加渺茫。

巴勒斯坦各派別內部和解對話2024年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巴勒斯坦各派別23日簽署《北京宣言》。圖為法塔赫副領導人阿魯爾（Mahmoud Al-Aloul）、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哈馬斯成員馬爾祖克（ Musa Abu Marzuk）合影。中國外交部網站

綜上所述，巴勒斯坦內部不是沒有和解呼聲，國際也不乏促和力量，卻在十幾年嘗試下屢屢失敗。而這背后原因，就與前述導致法塔赫、哈馬斯長期分裂的系統性障礙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