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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高低，巧用實力

中央十分強調“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化，應當得到全面和正確的理解，但是有的地區可能把相關的政策解讀為“中低速”發展的趨勢，這就導致有的地方在經濟指標制定過程中“就低不就高”或“寧低勿高”的傾向。這樣做雖然避免了可能出現的風險，但也可能產生壓抑市場自身能動性和積極性的危險。這種危險在以往的年代曾經發生過，并給經濟恢復造成較長時間的“還魂期”。因為，市場的自身能動性和積極性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靈魂力量”，我們必須注意保護和發揚。

中國目前正處于結構調整期，這個期間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經濟整體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有的產業如鋼鐵、水泥、氧化鋁等處于“死機”狀態，期望未來能夠“起死還生”；還有的產業如紡織、成衣生產等正處于“待機”半死不活狀態，都在力爭避免“死機”以求獲得“重新啟動”的機會。各地政府在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規劃時，必須給那些正處于“待機”或“死機”狀態的產業“給養補充”的機會，保存適當“體能”以便在機會來到時能夠迅速恢復“產能”，完成結構轉型的需要。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適當保存“適度產能”以應對突發需求，涉及國家的戰略安全大局，是十分必要的考慮。

中國GDP增長依舊有潛力，沒有必要避之不及

外部內部，因素互補

現在國際國內談到當前經濟形勢時，幾乎都使用一個共同語言：“外部因素”。歐美國家談到他們的經濟復蘇困難時總說是“受到了外部市場疲軟的影響”。他們所說的“外部因素”是指“中國因素”。而我們在談到本國經濟面臨困難時也同樣使用“外部因素”這個表述，當然我們是指西方國家市場需求下降造成的沖擊。看來，中國和國際市場互為“外部因素”已經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兩者都是“繩子上的螞蚱”。那么再強調“外部原因”為低GDP的理由顯然已經沒有說服力。我們需要認真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解決內部因素問題，在完善需求同時改善供給，把發展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里，我們就能夠有效阻止經濟進一步下行，讓經濟盡快穩定，積蓄力量，實現中國的兩個夢想。

所以中國要想取得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就必須正確解決“發展與環境，發展與質量，外部與內部”這三個矛盾，解放思想，釋放生產力，激活創造性。否則我們自己會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而不能大膽地挖掘發展潛力，甚至失去發展的寶貴時機。

在分析長江三角區的地方發展指標時，我們會觀察到這些地區在2016年的經濟規劃中是留有余地的。這除了表明這些地區政府的精明之外，也證明他們對未來的經濟走向存有疑慮和擔心，所以他們的計劃明顯保存實力，留作備用。而上海依然像一個“個別生”一樣堅持不公布具體的GDP發展指標。其實，這種做法并不屬于“創新”，而是一個“自信心”的問題。上海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作用十分巨大，無可替代。上海的創新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加強之中。上海應當給國人以充足的信心和正能量，幫助全國的經濟穩定起到壓艙石的作用。

創新挖潛，前途無限

在許多地區，在多數領域，保持一定的“高速”發展潛力和動力確實存在，問題在于我們如何保護和發掘它們的發效機率。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有10個省市的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廣東、江蘇和山東的總產值已經突破六萬億元大關。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雖然遇到下行困難，但是基礎動力依舊穩定，證明中國要保持的“中高速發展”不是不可能實現的標準。我們應當辯證、科學地處理好“發展與速度”的關系，做好工作，實現經濟降速，生活上升；產值下降，收入增加；企業轉型，就業不減。這些都是可以實現的目標。

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和降速的困境，但是這些都是暫時現象，從長遠看是可以通過結構調整得到逐步緩解和改善。中國經濟不怕降速，就怕失速。片面和不科學地調低GDP指數未必是個安全可靠的做法，相反會導致多重關系失衡。因為只有當經濟發展要素發生扭曲和變形之后，就可能出現“失速”的危險。目前支撐中國穩定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的“消費信心指數”不降反升，達到48%，整整提高了兩個百分點。這充分表明中國的經濟基本盤是樂觀的，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未來是有信心的。

因此，對于地方政府來講，應當盡快祛除不必要的“恐高癥”，讓GDP回到合適地位，讓公眾更多體驗到改革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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