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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正是各地政府密集召開兩會的時期。人們關注的熱點幾乎集中在地方政府如何確定2016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就是我們常常關注的GDP數字。

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各地政府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種“疾病”——GDP“恐高癥”。具體地說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有意無意地避免談高速發展，更忌諱談高GDP。地方政府普遍變得很低調，很低姿態，以往那種高談闊論，高舉GDP大旗治理經濟的模式已經很難看到。但是，這種低調、低態是否正常，是否真的符合地方發展實際，是否真正的表達社會和公眾意愿值得引起關注。

據統計，大約有一半的省份降低了2016年的經濟指標，有的甚至降低了兩個百分點。這些改變對中國今年經濟指標的最終確認將起到制衡（而不是平衡）作用。我們不僅要關注這些地區制定經濟發展指標時的數據，更要關切這些數據背后存在的現實和問題。

“體力不支”，難以為繼

首先，有些地區在以往的高速發展當中，已經過度消耗了大量的資源，造成現有資源匱乏或嚴重不足。特別是以煤炭、水泥等為龍頭產品的省市，面臨著重新組合生產力，尋找新的發展熱點的巨大壓力。在GDP指標下降較大的地區，正是我們常說的產能失衡、庫存失序的“體能透支”省份。它們面臨的是如何“調產能，整庫存，激活力，創新機”的挑戰。只有平安度過這個險灘，這些地區將迎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我們一方面要冷靜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困難時尋找有利商機，鼓舞士氣。而鼓舞士氣最好的辦法就是充分分析和發掘潛在的有利條件，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應對暫時的困難。面對困難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消極等待，等待上級給予各種政策；另外一種則是絕不放棄一切可能的機會，提升和發展地區競爭力，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這樣，在條件成熟時即可以毫不遲疑地轉降為升。

南北有差，各有其因

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比較：中國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的省市對2016年的經濟“熱情指數”相比似乎是“北高南低”，給人的感覺是，北部地區的指標在“盡力而為”，而南方則是“留有余地”。例如天津的GDP確定為9%，北京由6.9%降為6.5%，而河北則由去年的6.8%提升為7%。由此可以確定京津冀地區在2016年將保持相對穩定。其實，在2015年，中國南方各省的經濟完成指數均高于北方地區。湖南、湖北的增速達到8.6%和8.9%。而江西則高達9.1%。全國范圍內除了新疆和西藏的增幅最為耀眼（分別高達11%和9.3%）之外，絕大多數省份的發展符合實地狀況。但是，在設計2016年的經濟指標時，各省不約而同地采取“向下看”的方式，則需要進行實事求是的態度規劃本地區的未來發展，因為這畢竟會影響波及未來三到五年的中長期發展能否穩定和持續。

東北三省的經濟發展對中國全局的影響至關重要，一度成為中央關注重點。東三省由原來的“優等生”退步為“后進生”，在經濟發展上拉了全國的后腿，去年三省的經濟指標不好看，人們期待東北三省能夠重振當年“老大哥”雄風，帶領全國的實體經濟穩定發展。令人欣慰的是，遼寧省在2016年的GDP指標定為6%，給嚴寒中的東北經濟送來一股溫和氣息。氣可鼓，不可泄。東三省壓力重重，卻前途光明。

“環境”“質量”，難成借口

有的地方在對待GDP問題上存在一些認識偏差，應當糾正。

例如，有人認為高GDP就一定不環保，一定不綠色。這種看法曾經左右了許多人的理念。所以，許多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中都把發展綠色經濟和環保經濟作為論述重點，也成為調低經濟增長預期的“綠色理由”。其實，把高GDP人為地和環保、綠色對立起來是形而上學，缺乏科學根據。我們只有把高GDP和諧地與環境結合起來，一定可以做到既有高速發展，又保證了環境人文，是個雙贏的發展模式。

其次，有的地方政府把速度和質量對立起來，誤認為只要速度高了，發展的質量就一定低了。其實，“高速必然低質”不是絕對的因果關系，而是取決于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應當是時刻保持統一和穩定的協調關系。在過去的高速發展中，的確有不少地方片面強調了速度，而忽略了對發展內涵質量的把控，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造成土壤、空氣和食物諸方面的失調。

在如何協調速度與質量方面，中國已經學到更加科學的管理經驗，這一對矛盾是可以得到平衡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