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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沙特與伊朗緩和，阿拉伯世界重歸團結，沙特如果要考慮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恐怕短時間內不太容易跟以色列走近，以色列和伊朗目前又是對抗的，從這方面來說，沙特與伊朗的和解可能會導致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和解變得更加困難。

現在巴以問題成了中東問題里最僵化的一個問題，它正在發生一些新的變化，特征是長期化、低烈度、高頻度。過去五次中東戰爭（1948、1956、1967、1973、1982）也叫“阿以沖突”，都是大規模高烈度的沖突，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埃及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很多阿拉伯國家都退出了，就變成“巴以沖突”。

巴勒斯坦內部也發生變化，過去是溫和派法塔赫和強硬派哈馬斯兩股力量，現在又出現了更加復雜的第三種青年力量，是一種民粹主義和伊斯蘭色彩的混合，導致從原來的軍事沖突變為巴勒斯坦民眾與以色列軍警力量的沖突。今年，扮演重要角色的既不是法塔赫，也不是哈馬斯，而是伊斯蘭圣戰組織吉哈德，該組織的一名成員在以色列的監獄中絕食身亡，引發抗議沖突。1987年-1991年、2000年-2005年分別發生兩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有人說，現在正在進入第三次大起義階段。

過去，哈馬斯和伊斯蘭圣戰組織往往是從加沙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今年又出現了從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情況，以色列的報復是狠狠打擊，快打快收，在中東地區和解的潮流下，它顯然不愿成為眾矢之的。而美國自從奧巴馬時代從中東收縮以來，干預中東事務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所以，綜合來說，我認為巴以沖突會變得長期而僵化，雙方民眾心理的隔閡會更加嚴重。

2021年5月14日夜間，以色列鐵穹導彈防御系統攔截哈馬斯運動從加沙地帶發射的火箭彈

觀察者網：您提到美國干預力量，中東問題確實有很多內部和歷史因素，也有很多域外因素，這次的和解氛圍是比較符合地區內部勢力共同意愿和利益的，外部力量干預的減弱是不是因素之一？

劉中民：對，一是美國作用的下降，這些年美國一直減少投入，先是從伊拉克撤軍，后來又從阿富汗“休克式”不負責任地撤軍，這讓中東國家看得很清楚，實際上美國在中東事務中已經越來越難以負責，只是不斷做一些為自身利益止損的舉動，更多想讓地區國家，特別是盟友來承擔更多責任。從地區國家來說，能夠從美國得到的有益公共產品少了，追隨美國的挑撥卷入地區矛盾，沒有更多好處。

這一點沙特體會很深，這些年來，在美國挑撥下與伊朗對抗，沙特付出了沉重代價，特別是“阿拉伯之春”以來，地區經濟發展大受影響，很多國家都發生了戰略透支，所以他們的自主意識在覺醒。

特別是俄烏沖突爆發以后，能源價格在上升，美國對中東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油價的持續高企加強了沙特的戰略自主能力和信心，這次俄烏沖突，中東國家基本都沒有選邊，而是根據自身的利益在美俄之間進行平衡，還抓住機會加快了互相之間的穿梭外交。

觀察者網：您提到俄烏沖突，它與中東問題是如何聯動的？

劉中民：俄烏沖突，是美國、俄羅斯、烏克蘭、中東這幾方關系的復雜聯動。

一方面，中東曾是美、俄發揮作用的重要平臺，2014年烏克蘭危機初起時，俄羅斯2015年出兵敘利亞，轉移了西方在克里米亞危機上對俄羅斯的壓力。今年的形勢與當時正相反，美國把全球戰略重心再次轉向歐洲方向，想通過烏克蘭危機來拖垮俄羅斯。美國和俄羅斯在中東的關注雙雙下降，這對中東地區國家尋求戰略自主客觀上是有利的。美國也曾試圖在中東方向拉幫結派對抗俄羅斯，但這目標沒有實現。

另一方面，俄烏沖突引發全球能源危機，特別是歐洲方向出現能源緊張局面，使中東的作用變得更加突出。去年是個暖冬，歐洲的能源危機暫時過去，但之后油價暴漲的問題還沒完。油價自2008年之后長期低迷，甚至幾度跌到30-40美元/桶的低位，但俄烏沖突之后立刻反彈到80-100美元/桶，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022年凈利潤達161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沙特財政狀況處于歷年最好時期，這樣的局面增強了中東國家的信心和能力。

這次沙特、伊朗、土耳其這些地區國家都沒有看美國的眼色行事，既不尋求跟俄羅斯的對抗，也不跟美國對抗，這一點在土耳其身上表現最為突出，當然伊朗更大膽地向俄羅斯靠攏，因為美國現在也顧不上加大對伊朗制裁，伊核談判也看不到希望。

總之，域外力量在中東的影響越來越多極化，美國的影響還在，俄羅斯影響也還在，但是美俄的影響雙雙下降，中國的作用在上升，印度、巴西、日本、韓國也在關注中東，美國獨霸中東的能力已經有越來越弱的趨勢。中東地區國家的戰略自主變得非常突出。

從力量對比變化的意義上，我認為這種局面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東地區的體現。

觀察者網：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因素，沙特和伊朗不久前在中國和解，在地緣政治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果回過頭去看去年12月高規格的中國-阿盟峰會，對其“里程碑意義”是否能有新的理解？

劉中民：今年3月10日，沙特跟伊朗在北京和解，這是長期主導中東事務的西方所意想不到的。

今年3月10日，沙特和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

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前面我們分析了，中東地區國家在長期沖突后，希望追求自主和平發展，這是他們追求和解局面的內生動力。而中國外交長期奉行的尊重國家主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從來沒有變，這契合中東地區國家的和平發展愿望。從綜合國力上看，中國已經由弱到強，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的信用和勢能是很大的。我們最近提出“三大倡議”，也就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應該講，中東和解本身就是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一個比較直接的成果。

中國提出，要實現中東地區安全，就要實行“四大安全理念”，即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

首先，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中東的很多問題不是某一個國家面臨的，比如恐怖主義，它盡管源于中東，但已經變成全球性的安全威脅。中國認為，要共同建立地區安全機制，過去，沙特和伊朗的安全是各搞各的，如果在安全問題上彼此對立，那就成了零和游戲，之前地區大國拉幫結派，搞陣營對抗，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沙特跟伊朗和解后，就會期望共同的海灣地區安全，沙特和伊朗會共同維護海灣和中東地區的安全，共同安全觀，在沙特與伊朗的和解中得到重要體現。現在雙方合作解決安全問題，在敘利亞和也門已經看到初步看到成果。

其次，安全的綜合性和可持續性。安全是一個系統問題，不是孤立的，它與經濟發展等各方面聯系在一起，現在中國跟中東國家的合作可以說是多領域、全方位的合作，我們沒有私利，廣交朋友，去年12月，我們提出中阿務實合作“八大共同行動”，涵蓋支持發展、糧食安全、衛生健康、綠色創新、能源安全、文明對話、青年成才、安全穩定8個領域。既有“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又有新能源、電子通信、海洋、航天、核能等等高科技領域。如果地區安全不但有雙邊和多變的合作機制保障，還能建立在更深遠、更廣泛的共同發展前景的基礎上，那就可以實現長治久安。

觀察者網：能否認為中美在中東問題乃至外交宗旨上，有不同的風格和切入點？

劉中民：不同之處是非常突出的，中美之間從理念、原則、政策，到一些具體的手段和工作方式，都有著截然的差別。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就有差別，在哲學上，西方更多追求分而治之，中國則追求“合”，和合共生，合作與和平。

在中東地區沖突問題上，中國從來沒有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無論面對巴以沖突這樣的長期問題，還是處理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這些相對新一些的問題，中國都推動以合作和建設性為哲學的外交。最近，秦剛分別與巴勒斯坦及以色列外長通話，推動雙方盡快恢復和談。錢其琛曾經在《外交十記》里記錄了中國在海灣戰爭爆發前所做的外交努力，2002年，中國設立中東特使機制，盡管之前我們的中東影響力沒這么大，但努力方向始終是一貫的、明確的。在斡旋沙特與伊朗的和解之前，中國也獲得過一些成果，比如對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就發揮了比較大的建設作用。

反觀美國乃至西方，今天世界的很多熱點問題，實際上都是當年英國分而治之政策所刻意制造和留下的問題，美國繼承這樣的傳統，印巴矛盾、阿以矛盾、遜尼派和什葉派矛盾、伊拉克戰爭以后，內部遺留的派別矛盾，庫爾德人的分裂獨立傾向，長期來都是域外勢力的抓手，地區勢力越分裂，矛盾越復雜，越有利于域外勢力的操縱。

回到沙特與伊朗和解，內因是區域大國求和平發展的愿望，外因是西方與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此消彼長，東方哲學這一次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傳統上，是重視民主跟重視民生的區別。西方處理任何事務，都有一種原子主義的思維方式，強調個體權利，但不注意單一個體與整個系統的平衡。西方從個體主義出發，推導出強調個人權利的“民主”和“人權”，形成西方文化傳統的又一個突出方面。特別是冷戰后的新干涉主義，很多都是打著“民主”“人權”這樣的旗號進行干涉。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個典型例子，以及一系列長期實踐證明，無論是“阿拉伯之春”還是“大中東民主計劃”，實際上既沒有解決恐怖主義，也沒有解決發展問題，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扶植所謂按照西方民主的方式建立的政權，最后不堪一擊，在美國撤走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也都沒有建立起來。因此，片面孤立地希望通過“講民主”來解決問題，實際上不僅沒有結出西方民主的果實，反而導致中東國家陷入教派族群沖突，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泛濫的惡性循環。

中國強調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治本之策，也是中國自身經驗的一個一個總結。2016年習近平主席首次出訪中東時就指出，中東地區長期動蕩的根本癥結在發展，出路也在發展。過去，中國在自身力量不夠強的時候，更多是跟中東國家搞能源經貿互利的合作，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逐步形成解決中東地區，乃至整個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發展問題的更綜合的解決方案。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確實對阿拉伯國家影響很大，就我接觸到的一些當地學者來說，他們確實感覺中國發展成就比較大，因為埃及、伊拉克這些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發展水平遠遠超過中國，但是幾十年過去，他們如今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在中國的后面。特別像“阿拉伯之春”的根源還是民生就業問題沒有解決好，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乘虛而入，解決青年的發展問題，才是解決恐怖主義治本的辦法。綜合施策解決民生的路徑，和西方片面強調民主的路徑又形成比較大的區別。

第三，手段方式上的差別。西方更多采取居高臨下，甚至強制性的做法。西方給中東國家的援助往往是附加條件的，這些年，美國通過向沙特銷售軍火，大發戰爭財，聯系到剛才說的強制輸出民主，甚至不惜通過戰爭方式來推行所謂“大中東民主計劃”，試圖通過施壓各方解決巴以問題、敘利亞問題等地區熱點問題，往往適得其反。

中國外交的立場長期以來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在中東地區沒有私利，更多是本著公平正義的第三方立場，鼓勵中東國家獨立自主，協商解決問題。這次沙特與伊朗的和解過程中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就是中國建議雙方回到上世紀90年代曾經達成過的一些合作方案上去，尊重問題本身的歷史基礎和來龍去脈，最終收獲雙方的認同。

中國“沒有私利”的立場甚至得到以色列的認同。最近，美國議長麥卡錫訪問以色列時，再次提及中國和以色列建設海法港的合作不利于以色列安全，盡管美國已經多次施壓，但以色列仍然頂住壓力，繼續推進深化合作，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案例。作為美國鐵桿盟友，以色列也看到了跟中國發展合作的機遇。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未來誰能在中東地區贏得正義，誰能贏得發展，誰就能贏得中東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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