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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陳平教授學友圈，關于王建及黃益平兩位學者觀點的爭議仍在繼續，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如約賜稿觀察者網，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癥狀做出長文分析。

盧鋒教授從歷史縱深角度出發，將此次經濟放緩的前后8年（2008-2015），與改革開放30年來歷次經濟調整相比，分析其不同特點以及難點；并認為本輪經濟調整還存在大量有利條件；最后的結論，對當前形勢判斷盧鋒比王建稍樂觀，他認為，雖然當前經濟調整仍處于攻堅階段，尚未走出經濟下行調整谷底，但當前的經濟調整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效，市場化“去產能”機制已形成，房地產去泡沫已見成效、“去杠桿”影子銀行擴張勢頭已得到遏制、經濟結構調整也已取得進展等等。中長期來看，盧鋒與王建觀點一致，盧鋒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可能先低后高，經濟增速在6%上下筑底，并在下一輪景氣周期階段沖刺高收入經濟水平。

參與此次討論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形勢復雜，經濟學家們存在不同的爭議。因而在十三五規劃起步之際，對中國經濟的爭辯與討論，有利于我們認清當前經濟形勢。盧鋒的原文共2.2萬字，將分上中下三篇刊發，本文為上。陳平教授對王建、黃益平二人的評論文章也即將推出，敬請讀者朋友們關注。】

中國經濟持續放緩，輿論悲觀氛圍流行

近年中國經濟運行面臨多年罕見困難。下行壓力持續，物價水平回落，企業利潤收窄，市場信心不振，看空觀點主導，悲觀氛圍滋長，“漫漫長冬”成為刻畫經濟環境的流行詞。

今年入夏以后，股市與匯市波動增加市場對經濟不確定性擔憂，8月12日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又造成負面影響，2015年9月初二十國集團(G20)兩長會上中國經濟形勢成為關注重點之一。上述形勢下，預測機構紛紛調低經濟增速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似乎正在黯然失色。

中國經濟怎么了？國內外有各種解釋。有觀點認為中國正在經歷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經濟持久失速。然而日本經濟是在人均收入大體完成，對美國追趕后進入20多年“低增長穩態”，與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只有美國15%上下仍存在追趕優勢情形不可同日而語。也有觀點強調中國經濟減速是受發達國家與國際經濟低迷拖累所致，然而中國早已多年是全球經濟最大增量貢獻國，經濟減速顯然應該首先審視內因 。

官方“新常態”概念正確闡述了中國潛在增速與結構變化及其影響，然而畢竟不便概括近年經濟運行面臨的下行壓力增加與、去杠桿去泡沫這類“非常態性”特征。

經濟持續下行調整引發各種國內外各種觀點激烈爭論。例如12月5日搜狐財經年會上多位演講人分析目前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搜狐財經以“胡德平：7%增速應貫徹下去；厲以寧：追求GDP數量擴張性增長造成惡果”為題報道兩位重量級嘉賓發言內容 ，標題內容看上去反差不小。又如據觀察者網報道，近日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王建的文章“中國經濟形勢之迷思“，與北大國發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的一篇長文”金融改革與經濟轉型”，在陳平教授的學友圈引發長久爭議 。

其實上述不同專家觀點并非完全對立，上述報道用語包含網絡媒體選用標題凸顯夸大爭議因素，不過確實折射了學界對我國當下經濟形勢分析觀點分歧較大的真實背景。

正確應對現實經濟形勢的前提，需要從不同角度全面審視與理解目前困難的形成根源。本文以新世紀初年中國中國經濟開放追趕并派生失衡矛盾為背景，從多重調整角度分析目前經濟困難的根源與前景。本文基本觀點認為，近年我國經濟運行下行態勢與困難，作為新一輪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疊加作用的產物，由我國經濟追趕階段性成功派生而來，挑戰嚴峻然而具有合規律性。

目前經濟處于本輪調整隧道的最深部位，政策應對“等不得、急不得”，需繼續保持定力積極調整，在豐富充實需求側穩增長措施同時，尤其要著力加快推進供給側的關鍵領域結構性改革，并通過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拓寬更高水平發展實踐需要的思想觀念邊界。從目前形勢看，如果政策應對得當，我國“十三五”期間經濟走勢可能會“先低后高”，經濟增速在6%上下筑底完成周期轉換，并在下一輪景氣周期階段沖刺高收入經濟水平。

下面首先在觀察我國改革開放時期歷次宏觀經濟周期調整基礎上，描述本輪調整更為困難的特點，然而從超預期提速與外部失衡、資產泡沫化的通脹表現、四萬億刺激的推延效應等方面分析目前困境的成因。其次從要素價格上升與本幣實際升值“內擠外壓”與增長動力結構轉換角度，分析本輪結構調整更為困難的根源。

接著從民生形勢比較穩定、貿易條件大幅改善、中西部省區較快追趕方面觀察本輪調整的有利條件。

最后觀察評估當下雙重調整形勢特點，并探討應對目前形勢的政策建議。本文是專題報告的文字提綱，不久會完成包括詳細圖表數據的報告全文。

30年來 中國經濟的歷次調整

影響經濟形勢的決定因素大體可以歸結為三類：趨勢性因素、周期性因素與隨機性因素。周期形態與周期規律，是理解特定時期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關鍵變量與重要視角。所謂宏觀經濟周期，是指一國總產出、總收入、一般物價、企業利潤、政府稅收、就業量、廣義貨幣等宏觀經濟變量增速指標，一段時期圍繞其趨勢水平上下交替偏離，與繼起銜接所構成并呈現某種規律性的波動形態。宏觀經濟運行受某種周期形態影響支配則是廣泛國際經驗顯示的經驗事實。

改革開放時代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在周期波動中展開，大體已經歷了四次下行調整與三次比較完整的宏觀周期。啟動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是以當時決策層主動實施緊縮性調整為標志的。

針對1978年前后國民經濟一些重大比例關系失調和經濟工作急于求成問題，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經濟增速從1978年11.7%下降到1979年7.6%和1980年7.8%。

1981年經濟增速達到5.2%低谷后快速回升，1984年達到15.2%。這是第一個宏觀經濟回升階段以至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我國年度經濟增速的最高值。然而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派生緊縮政策與宏觀經濟下行調整，到1989和1990年經濟增速分別回落到4.1%和3.8%低谷，大體完成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宏觀經濟周期。

1991年經濟增速反彈到9.2%意味著經濟運行開始轉入第二輪景氣回升階段。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我國改革發展歷史新階段。從經濟周期角度觀察，1992-1993分別達到14.3%和13.9%峰值，經濟過熱伴隨嚴重通貨膨脹，消費物價指數CPI在90年代前中期超過20%。政府再次出臺嚴厲緊縮政策控制通脹，經濟增速逐步分別回落到1998和1999年的7.8%和7.6%，世紀之交出現第一輪物價負增長，并由此完成第二輪宏觀經濟周期。

新世紀初年，我國開放經濟啟動改革時期第三輪強勁景氣增長，經濟增速從2001年8.3%一路上升到2007年14.2%的周期峰值。然而快速擴張伴隨各種失衡因素積累，宏觀周期調整規律再次發生作用并派生經濟下行調整過程。新一輪調整從2007年下半年算起已持續近八年，從四萬億刺激推動經濟增速達到峰值后從2011年回落已有五年有余，從2012年二季度經濟增速“破八”也已三年多。

歷次下行調整在宏觀周期意義上具有某些普遍共性內涵，然而由于內外經濟環境演變，本輪調整與早先幾次比較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特點。首先是調整時間更長。比較改革時代4次調整階段經濟增速從峰值到低谷的延續時間，第一次從1978年到1981年延續時間約為3年，第二次從1984年到1989年延續時長約為5年，第三次從1992/93年到1999年約為6-7年，本輪調整從經濟增速超過14%峰值年份算起已長達8年。

二是調整難度更大。經濟運行面臨減杠桿與穩增長、擠泡沫與防風險、PPI負值與CPI正值之間多重矛盾，宏調政策受到較多約束而面臨“刀刃上的平衡”。消化前所未有規模的產能過剩，化解前所未有的局部資產泡沫與過高負債杠桿，管理前所未有的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過度擴張風險，使新一輪調整政策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形勢。

三是內外互動影響更復雜。例如我國世紀初年經濟高速追趕對大宗商品強勁需求，通過“全球經濟新三國”模式對國際大商品市場與資源出口國經濟帶來顯著提振作用，近年調整期內需減緩也會對全球經濟帶來影響并反轉作用于國內經濟。又如今年上半年我國倡導“一帶一路”亞投行得到國際社會廣泛積極響應彰顯中國經濟正能量影響，然而后來股票市場與匯率波動也在國際上派生比早先時期更為敏感的關注反應。

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觀察，早先擴張階段積累失衡因素特點，會對后續調整階段經濟運行軌跡產生重要制約作用。近年經濟周期下行調整走勢特點與難點，與新世紀初年我國開放宏觀經濟擴張以下幾方面情況存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