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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地產行業為例，該行業新世紀初多年擴張已出現局部泡沫因素，2007年緊縮政策已對房地產過度擴張初步產生降溫作用，2008年夏季這個行業已普遍感受到調整壓力。四萬億刺激使得受到過量庫存困擾的房地產開發商立刻解套并轉而投入新一輪更大擴張，商品房價格則由此前低迷狀態應聲而起。

在政府推出一攬子刺激措施后17個月內，存在顯著低估偏差的房地產官方統計價格進一步飆升47%，客觀上加劇了一些地區本已存在的房地產泡沫化因素。

貨幣信用刺激與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推動投資急劇反彈，客觀上加劇了一些工業部門本已存在的產能過剩壓力，并對國際鐵礦石以及其它大宗商品價格2009年初反彈產生助推作用。隨著大宗商品價格2010年達到或接近危機前峰值，我國進口價格隨之反彈到2008年上半年歷史峰值，貿易條件出現新世紀以來最大幅度年度惡化。

還應關注的是，2008年秋季緊縮調控關鍵階段，市場預期經濟下跌會倒逼政府出臺刺激政策，因而對是否應順勢調整心存疑慮，刺激政策客觀上坐實了政策救市預期，也使后續調整更加復雜。

此次經濟調整難在哪兒？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伴隨經濟結構持續演變，本輪周期調整疊加更為深刻的結構調整。一是要素價格上升與本幣實際升值“內擠外壓”，倒逼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業轉型升級，需培育足夠體量規模的新增長動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更加深刻。二是煤炭、鋼鐵、電力等重工業部門外延擴張接近峰值，這些部門在早先下行調整階段先行回升推動周期轉換的主引擎功能顯著弱化，要求深化改革簡政放權以創造更為分散化多樣化新增長動能，因而也比早先調整更困難。

勞動力土地等成本上升 倒逼結構調整

我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以及環保成本都快速上升，本幣實際匯率趨勢性升值，構成新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深刻而持久的驅動力量。

第一，以農民工群體這個較低端基準勞動力要素成本為例，平均月工資從2000年563元上升到2014年2864元，2014年是2000年5.08倍，年均增速為12.3%；考慮CPI上升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速也在9.6%較高水平。用市場匯率折算美元衡量2014年是2000年6.76倍，年均增速更是高達14.6%。

第二，雖然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改革伴隨對美元匯率短期貶值，然而過去十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與實際匯率分別約升值30%和43%，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50%和58%。

第三，全國國有土地出售價格從2003年每畝6.8萬元上升到2010年每畝42.3萬元，2010年畝均售價是2003年的6.2倍，十年景氣擴張期年均上升29.8%。最后，生態環境壓力增加已達到與逼近紅線，環保監管力度與環保成本趨勢性上升。

要素價格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而逐步上升，并帶動產業和技術結構變遷，是經濟發展階段性成功的產物，總體屬于合規律現象。不過上述變化某些方面，也與我國體制政策特定安排內容以及某些有待完善因素有關。

例如近年我國農業補貼快速增長提升農民收入，同時也會增加農業勞動力轉移機會成本，并對農民工工資上升產生某種邊際影響。在國有壟斷城市建設用地體制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權改革滯后背景下，市場機制難以較好發揮調節土地供求關系與抑制地價過快飆升的功能。企業用工各項社保提留比例增長偏快也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長過快。在經濟景氣繁榮期，具有順周期屬性的企業利潤較快增長，企業對要素綜合成本快速上升尚能承受，目前經濟下行階段面臨較大調整壓力。

要素價格變動“內擠外壓”倒逼結構調整最突出表現，是大量加工貿易以及其它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生產區段面臨緊迫調整壓力。在周期與結構調整疊加環境下，一些高度依賴傳統加工貿易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主導產業需逐步轉移和退出，同時要創造培育出足夠數量的新增長因素才能走出周期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來得更加深刻。

增長動力轉換 需要結構調整

隨著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整體進入中后期，部分重工業部門外延擴張達到或接近峰值，這些部門未來仍有不同程度數量增長空間，尤其是內涵式集約增長潛力很大，然而未來難以承擔早先推動周期階段轉換的重要增長引擎功能。

更廣泛觀察，推動早先30余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行業助推增長能量相對早先時期顯著減弱，未來要在充分發掘利用傳統行業增長潛能同時，著力培育提升新增長動能以“實現新舊動能協同作用”。本輪調整需更加重視深化改革簡政放權以激發市場活力，創造更為分散與多樣化增長動力結構，因而需付出更大努力并面臨更多困難。

增長動力轉換從鋼鐵、電力、煤炭等幾個重工業部門，對宏觀經濟周期變動相對貢獻消長上看得比較明顯。改革時代上述三大重工業部門增速變動呈現出與宏觀經濟周期大體一致的形態，并在周期轉折階段往往較早回升，形成推動宏觀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例如，第二輪調整低谷期鋼產量增速拐點發生在1990年，從1989年3.73%增速提升到1990年7.73%，明顯領先整體經濟觸底回升時點。第三輪周期增速拐點發生在2001年，從2000年3.41%提升到2001年18%，再次顯著領先于整體經濟轉入景氣增長階段時點。上述三個重工業部門對整體經濟增長貢獻從上世紀末0.2個百分點上下，提升到2004-2007年1.5個百分點左右，在新世紀初年景氣高漲時期對整體經濟增長直接貢獻率在10%-13%之間。

然而鋼鐵等重工業部門數量擴張已接近歷史峰值臨界點，這些部門集群在早先經濟調整階段先行回升并帶動宏觀周期整體轉換的主引擎功能會顯著弱化。

以鋼鐵為例，主要發達國家普遍經歷鋼鐵人均消費量達到峰值后趨勢性下降過程，從15個主要發達經濟體情況看，日本與加拿大人均鋼鐵表觀消費量峰值超過0.7噸，分別為0.82噸和0.78噸；法國與荷蘭低于0.5噸，分別為0.49噸與0.42噸；其余在0.5-0.7噸之間；15國鋼鐵消費峰值的簡單均值約為0.6噸。與此對照，中國2014年表觀消費量約為0.54噸，約占上述國家均值九成，或已接近歷史峰值。

煤炭和電力由各自消費增長規律決定，可能也已接近歷史峰值。由于傳統部門增長驅動功能趨于弱化，本輪調整更需要著力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以推動結構轉換，這使得本輪調整使命更為深刻與困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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