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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先看宏觀經濟周期調整。影響經濟形勢決定因素大體可歸結為三類：趨勢性因素、周期性因素與隨機性因素。周期形態與周期規律是理解特定時期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關鍵變量與重要視角。

所謂宏觀經濟周期，是指一國總產出、總收入、一般物價、企業利潤、政府稅收、就業量、廣義貨幣等宏觀經濟變量增速指標，一段時期圍繞其趨勢水平上下交替偏離與繼起銜接所構成并呈現某種規律性的波動形態。完整宏觀經濟周期的時間長度并無絕對標準，通常在幾年或十多年之間。雖然經濟學界對宏觀經濟周期產生原因有不同解說，宏觀經濟運行受某種周期形態影響支配則是廣泛國際經驗顯示的經驗事實。

下圖顯示，改革開放時代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在周期波動中展開，大體已經歷了四次下行調整與三次比較完整的宏觀周期，現在大體處于第三個完整周期和第四個下行調整的最底部，目前應處于整個調整隧道的最深部位。

為什么這輪周期調整持續較長并特別復雜？可以從早先擴張時期失衡特點及其疊加發生的結構調整特點角度加以理解。我最近做過一個講座，從周期和結構雙重調整視角系統討論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成因。一般物價是順周期變量，在宏觀經濟深度下行調整階段，物價增速會隨之回落甚至出現負增長，理解通縮壓力首先應重視宏觀經濟周期調整規律性。

第二，工業品價格也顯示近年通縮壓力與調整上一輪景氣擴張階段失衡因素有關。下圖對過去十多年40多種PPI分項指數分析發現，在2003-2008與2010年前后這兩個強勁擴張階段價格增長較快的PPI子部門和產品，2012年以來調整期價格下降幅度也較大。最近三年調整期價格下降與前面兩個階段物價變動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近年PPI下降是對2003-2007年前后開放景氣擴張價格過快上漲以及2009年前后大規模刺激過度推高價格進行調整的產物。

可見所謂“PPI通縮”提供一種“宏觀相對價格”變量，構成利用市場機制調節結構性產能過剩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是調整早先過度擴張失衡的合規律現象。

第三，以初級產品為支配對象的進口價格變動也呈現周期調整特點，并且與我國經濟周期調整存在密切聯系。由于快速追趕階段中國對大宗商品需求在全球范圍具有“超級增量大國”地位，中國經濟新世紀超強擴張，與后續回調對全球大宗商品供求關系變化產生舉足輕重作用，并以“出口轉內銷”方式反轉影響我國進口價格。

我國十大類進口商品中，“礦物燃料”在2004-2008年漲幅最高，年均同比增速為26.2%，然而到2012-2014年調整期同比增速斷崖式下降到-3.2%，兩階段增速落差高達30個百分點。其次是“動植物油脂”，前期增速為16.9%，后期降幅為-9.5%，增速落差為25.4%。再次是“非食用原料”前后期增速分別為14.1%和-9.7，落差為23.8%。與初級商品比較，工業制品在中國經濟2004-2008高速擴張期年均增速只有2.2%，2012-2014年下行調整期年均增速為-0.6，兩階段價格回落幅度僅為2.8%。

下圖報告進口商品分類價格走勢相對差異形態顯示，在世紀初國內經濟擴張期漲幅越高對象近年調整期跌幅越大，客觀上會加大近年國內整體物價下降和通縮壓力，顯示我國進口價格與宏觀經濟調整之間存在聯系。

第四，化解資產泡沫化與高杠桿的周期調整對物價走勢產生影響。高速經濟增長特別是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伴隨某些地區與行業杠桿率偏高與資產泡沫化出現與加劇。“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伴隨信用與流動性增速從偏快狀態下降到比較常態水平，對CPI和GDP平減指數造成下行壓力。

房地產等大眾投資品價格與收藏品等小眾投資品價格下降調整，通過財富效應也對物價下行構成壓力。如煤礦等資產價格在景氣擴張時大幅飆升，內蒙和山西世紀初1000萬元左右煤礦到煤價高峰時上升到十億多元，當前面臨劇烈下行調整。資產價格飆升伴隨投機炒作，導致一些地區在資產泡沫化階段出現“越有錢越缺錢”現象。

監管當局對信貸進行數量控制，在利率不能均衡背景下數量控制誘致各種影子銀行業務“野蠻生長”，伴隨一些行業與地方信用過度擴張與杠桿率過高現象。隨著調整期收緊對影子銀行與常規信貸管控，信用與流動性過度放松情況得到改變，也對資產及其相關商品價格派生下行壓力。

第五，治理改善與社會進步因素也對近年物價下降產生影響。這方面變化在中國特殊體制環境下包含政治經濟學意義上調整內涵。例如隨著中央落實八項規定與推進反腐倡廉嚴控以權謀私，一段時期錢權交易灰色與非法收入增長勢頭得到控制，與權力經濟相聯系的一些不合理高檔消費得到遏制，在邊際上也會對消費物價帶來短期與局部下行壓力。

例如53度飛天茅臺酒在2011年前后曾飆升到每瓶2000元高價，近年價格下降一半左右。近年我國消費物價中“煙酒及用品類”價格指數，是除“交通和通訊類”外僅有的從2013年以來持續負增長對象，與此前不合理高端消費得到抑制應存在某種聯系。

耐人尋味的是，甚至澳門博彩收入增速在經歷了2010年罕見飆升后，近年也隨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周期調整深化而大幅下跌。

第六，技術進步對物價產生影響。進入新世紀后我國鋼鐵、汽車等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以年均兩位數以上速度提升，電子和家電行業也都發生較快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增長，從供給面對物價變動引入下行壓力。

例如在上述CPI八大類商品中，“交通和通訊類”子項2013-2014年降幅最大，這一現象應與電子通訊領域技術進步較快有關。不過需要指出，當代經濟環境下技術進步影響持續存在，因而這一因素本身難以解釋一般物價周期變動形態。

真實關系可能是：在宏觀景氣擴張階段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對一般物價的總量作用，顯著超過特定部門技術進步對一般物價的局部抑制作用，因而一般物價整體仍呈現周期上漲態勢；隨著宏觀經濟進入下行調整期，總需求走弱與技術進步對一般物價變動朝同一方向施加影響，派生觀察到的整體價格下行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