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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自去年年底出現在官方文件以來，成為最熱經濟詞匯之一。諸多學者對供給側給出了不同的角度。北大國發院盧鋒教授賜稿觀察者網，考察供給側的出臺背景，提出供給側改革與2016年六大任務息息相關，并提出了他對供給側改革的認識。他說，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措施，與當代供給學派理論與政策主張有交集，但其內涵豐富廣泛，顯然不應與外國供給學派及其藥方簡單劃等號；此外，供給側改革，與改革開放實踐本質上一脈相承，不是要搞所謂“新計劃經濟”，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緊縮措施應對當前形勢。】

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形勢發展推動經濟政策深刻調整，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標志經濟政策轉型調整進入新階段。從借助市場機制完成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要求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針很有必要并勢在必行。

結構性改革會伴隨陣痛，然而有望為中國經濟新周期新結構浴火重生奠定基礎。如果改革新政能有效實施真正落地，2016年將是中國經濟雙重調整的攻堅之年、陣痛之年、謀求突破并最終走向決勝之年。

本文以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歷史為背景，側重從近年經濟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形勢發展現實要求角度，對結構性改革新政提點認識。首先從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優先議程演變角度，觀察供給側結構改革新政的特殊意義，接著觀察本輪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的特點難點與有利條件，然后著重從推進完成雙重調整角度分析為什么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后探討如何全面理解改革新政以及推進改革需關注問題。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

從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優先政策議程內容演變軌跡看，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形勢發展推動經濟政策深刻調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是經濟政策與時俱進調整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從公開報道信息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應主要包括總結當年工作、分析形勢并部署來年工作等議程，其中來年工作任務表述集中反應決策層政策思路而尤其引人關注。依據官方會議新聞稿，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來年工作任務，最少五項最多八項，前三項最為重要。表1概括2003-2015年歷次會議部署來年工作要務內容，并將前三項要務單獨列舉以觀察經濟政策重心的變軌跡。(表1)

表1顯示，2003-2012十年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最優先三項政策目標，始終在宏觀調控、三農政策、結構調整三個方面。

具體而言，經濟工作十年一直鎖定在強調或完善宏觀調控即宏觀政策方面內容。第二要務十年中有九年論述三農政策，另外一年涉及經濟結構調整。第三要務十年有九年關乎結構調整，一年有關三農政策。

與人們一般觀察印象相一致，胡溫主政時期經濟政策重視“結構調整”，不過“宏觀調控”與“三農政策”始終處于最為優先地位。

十八大以后經濟工作要務表述與早先時期具有延續性，然而隨著經濟發展環境演變與實踐深化，經濟政策方針更多呈現與時俱進動態調整趨勢。

就2013與201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前三項政策要務表述觀察，有關“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等較多體現與早先政策方針延續性內容；“著力防控債務風險”，“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等，則更多體現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的現實環境與實踐轉變對政策方針調整的要求。

最近中國決策層謀劃下一步經濟工作方針進一步調整政策重心與著力點。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第十一次會議，把“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確定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并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內容的十項任務。

12月18-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標志經濟政策演進調整進入新階段。會議闡述“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拖底”“五大政策支柱”，其中要求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力度，要求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會議專門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雙向開放工作。會議最有新意內容是再次確認“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具體部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中國經濟的雙重調整

為什么近年中國經濟政策重心明顯轉變？如何準確理解結構性改革新政的內容與邏輯？中國經濟決策看重從現實出發與問題導向原則，也會靈活審慎借鑒現代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理論元素。

客觀理解結構性改革新政，需重視現實中國當下經濟形勢與矛盾運動特點，重視把握政策演變的實踐背景與內在邏輯。新世紀初年中國經濟超預期追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也派生多方面失衡因素與矛盾，近年面臨新一輪周期與結構調整的困難與挑戰，目前經濟運行處于雙重調整的關鍵階段。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具體內容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意在主要借助市場機制推進與完成雙重調整，如能切實貫徹實施將有望發揮助推新周期與新結構破繭而出的助產士作用。

從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宏觀經濟周期漲落大勢看，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第四次周期下行調整底部。幾方面原因決定本輪調整時間更長難度更大。

一是擴張期產能過剩形成背景不同。世紀初出口增速多年高達25%-30%誘導過于樂觀外需預期，高投資派生更大產能過剩需較長時期消化。

二是擴張期通脹形成機制不同。隨資產貨幣化加深貨幣擴張與通脹更容易表現為資產價格飆升，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局部資產泡沫化帶來過度杠桿化與金融風險需較長時間化解。

三是失衡調整路徑不同。本輪調整發軔于2007年下半年，然而外部危機沖擊與國內刺激使調整短期逆轉，大規模刺激取得成就同時加劇本需調整矛盾，后續調整更為復雜困難。

與周期調整疊加互動的結構調整也面臨新挑戰。一方面，工資、土地等要素價格上升與人民幣實際趨勢性升值，派生“內擠外壓”作用倒逼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型，需培育足夠體量規模的新增長動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