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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新政不是什么、是什么

基于上述觀察，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討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不是什么與是什么。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命題借鑒了現代經濟學區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分析視角，實際內容包含減輕企業稅負與簡政放權等著力激發市場微觀活力政策，與當代經濟學供給學派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不無交集。

不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當下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矛盾與問題提出的組合政策舉措，在政策設計理念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具體內容包含推進改革開放制度創新、利用市場取向政策措施化解周期與結構矛盾、利用包括產業政策在內各種手段“補短板”等廣泛豐富內涵，顯然不應與外國供給學派及其政策藥方簡單劃等號。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官方經濟政策方針的最新表述，然而不等于說中國早先改革發展實踐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內容無關絕緣。

就經濟學基本學理而言，在經濟增長長期范圍內總供給及其背后結構變量制約決定總需求，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決定體制與制度等生產關系范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立意在于著力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體制和政策以提升經濟總供給，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與思想觀念以激活社會生產力與創造力，更好利用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化解經濟周期失衡并推進結構調整。

中國過去30多年持續推進市場化取向制度改革，極大提升了供給面潛在經濟增速與效率，極大釋放了社會生產力與創造力潛能，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內涵，改革開放實踐本質上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脈相承。

第三，結構性改革包含“補短板”與“產業政策要準”方面的重要內容，然而并非意味著回歸主要依靠訴諸產業政策調結構或產業政策宏調化的傳統模式，更不是要搞所謂“新計劃經濟”。

一國經濟快速發展與體制轉型階段，針對特定部門行業狀態設計實施的產業政策具有重要功能，然而在開放型市場經濟環境下應科學界定產業政策作用范圍，產業政策不應過于越位妨礙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

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雖已建立市場經濟基本體制框架，然而在經濟政策實踐上仍過于依賴產業政策干預手段，自覺不自覺地把產業政策看作調結構的主要機制和手段，自覺不自覺通過產業政策宏調化導致產業政策過于寬泛，導致政策方針內在不一致與實踐困難。

新世紀宏調史大量實踐經驗表明，產業政策設計調節對象范圍過于寬泛與透明度過低和變異度過大，不利于實現“微觀經濟要活”目標，不利于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不利于動態化解宏觀失衡矛盾，更不利于政府轉變職能與廉政建設。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總方針，這就需要反思傳統產業政策。“產業政策要準”新方針，要求產業政策在瞄準和實施方面準確到位，在市場機制決定作用基礎上更好發揮補充性作用，也包含要求合理界定產業政策的對象范圍，避免產業政策范圍對象過于寬泛與無遠弗屆的偏頗。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適度擴大總需求相得益彰，并非放棄或否定市場經濟條件下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緊縮措施應對當前形勢。

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是當代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本政策命題，重視宏觀調控與總需求管理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傳統方針，也是近年經濟政策調整過程中堅持的立場。

最近中央決策層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同時重申“宏觀政策要穩”政策方針，要求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力度與“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要求實施穩健靈活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可見供給側改革與總需求管理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互配合。

然而對總需求管理不僅有“是否要”問題更有“如何做”問題。通過改革建立完善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的宏觀調控”體制與政策框架，首先需要科學定位總需求管理范圍和功能，不能指望宏觀調控發揮無所不能包打天下功能。

新世紀宏調史實踐經驗顯示，在必要改革實施滯后與深層體制扭曲未能消除環境下，過于頻密地實施宏觀調控不僅難以消除宏觀經濟失衡因素，反而在客觀上可能通過宏調政策微觀化產生加劇失衡扭曲效果。

其次實施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不等于放手刺激。在面臨深度周期與結構失衡并需要消化早先擴張期資產泡沫與過高杠桿形勢下，貨幣信貸等宏觀總量政策需積極靈活然而不宜過于放松，否則不利于利用市場出清機制與宏觀相對價格變動調節早先失衡矛盾。

就中國經濟現階段形勢特征與政策應對關系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化解現實矛盾助推雙重調整的關鍵舉措，是在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形勢突出矛盾方面堅持三中全會市場決定方針與踐行“科學的宏觀調控”的重大探索與創新。

結構性改革新政與發達國家近年主要依靠貨幣放水刺激經濟的政策立場具有實質性差異，代表中國應對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發展新挑戰的大膽探索與引領。

“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

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提高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認識與執行力，引導企業界和全社會準確理解其科學內涵與意義，著力解決好政策落地必然會涉及的諸多復雜矛盾與問題，使這劑經濟政策良方真正發揮其積極成效，避免出現“雨過地皮濕”實施不到位甚至“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的不利局面。就此提出幾點探討性建議。

一是需重視保障退出企業的普通員工利益，市場出清與企業退出應優先妥善解決拖欠員工薪酬以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

二是可加快推進農地體制改革賦予農民宅基地流轉權，以更好實現房地產去庫存與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標，并為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創造合理政策條件。

三是在目前面臨糧食第四次相對過剩形勢下，應當因勢利導把糧食和農業政策調整作為結構性改革的有機內容。

四是對超預期小概率事件沖擊未雨綢繆。

改革開放破冰初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就實施了一次重大主動調整，然而當時圍繞調整是否應“退夠”問題發生不同意見爭議，回顧這段歷史對理解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具有啟示意義。

針對早先過度擴張帶來的國民經濟總量與結構失衡問題，1979年中國決策層決定用兩三年時間實施經濟調整。然而當時領導層和社會上對調整政策必要性重要性認識不一致，有觀點擔心和質疑實施調整方針會耽誤經濟發展的大好時光，因而貫徹落實調整方針不夠得力。

1980年急于求成思想重新有所抬頭，導致積累率與赤字率居高不下，商品供需差額與貨幣投放增幅再創新高，調整不到位與宏觀失衡加劇風險上升。

針對上述形勢，1980年11月中共經濟政策權威陳云發表意見高調闡述調整必要性。他這樣回應“耽誤時間論”：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現在耽誤三年時間有什么了不得。歷史上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再機會主義一次。

他明確指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調整后“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鄧小平也強調“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夠。”“如果不調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

中共決策層由此重建主動調整“要退夠”的共識。調整“退夠”方針實施結果，確實伴隨經濟增速從1978年約11.7%回落到1980年7.8%后，進一步下降到1981年5.2%，代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第三個最低年度增速。

然而由于主動果斷調整較好地階段性化解當時過度擴張失衡矛盾，同時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開放政策極大釋放被抑制的社會生產力，中國經濟在1982-1988年迎來前所未有高增長，七年年均增速高達11.5%左右，是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增長總體最為強的七年。

今天中國經濟在發展階段、體制條件與現實問題方面與改革初年比較已不可同日而語，隨著內外經濟環境變化政策方針關鍵詞不再是“要退夠”而是要“穩中有進”，并且即便在調整攻堅階段經濟增速仍有可能維持中高速水平。然而當年改革者面臨困難與選擇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在特殊環境下，經濟政策需準備接受短期較低增長率以著力解決周期與結構失衡矛盾，并通過供給側改革為未來穩健高速增長創造條件，這個正確的決策理念是貫穿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主線之一，也應成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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