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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是百年不遇流行病和公共衛生事件，中美都采取了積極防控措施，然而防控方針和措施與績效存在深刻差異。

面對2020年初大規模疫情沖擊，中國迅速舉國動員全力圍堵，較快實現新增病例與所有病例清零。針對后續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的零星和散發疫情，在大力推廣疫苗全程接種同時，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策略和動態清零方針，同時重視分區分級差異化精準防控。針對今年2月底以后部分地區新增病例較快增加，決策層進一步提出強化實施動態清零方針，要求堅決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底線。

美國疫情大規模流行后也曾采取各類社交距離干預措施，不過從政府到民間一直較重視群體免疫選項與病毒共存策略。隨2021年大規模接種疫苗和自然免疫人數增加，各地開始嘗試逐步退出防控管制措施。在德爾塔等病毒變種大規模流行時，又間歇和局部再采用各類管制措施。針對2021年底流行的奧密克戎變體流行病學新特征，最近出現新一輪放開包括“口罩令”等防控管制的趨勢。總之與其它主要西方國家類似，美國較早放棄清零目標，根據形勢變化實施多元化策略，試圖通過群體免疫、與病毒共存以度過危機。

中美疫情應對策略差異有深刻的治理體制與歷史文化原因，其防控效果與經濟影響也有重要差異。我國高強度管控模式在遏制疫情方面成效突出，確診感染病例與死亡人數比美國低出好幾個數量級（下圖），相關人均量指標優勢更大。

當然任何防控模式都利弊互見，高強度管控需對社會成員選擇度施加較多限制也有相應成本。就經濟影響而言，我國圍堵清零與動態清零對經濟供給側復蘇更有利，對工業生產和出口能力恢復和增長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嚴格實施各類社交距離管控，個別地區為動態清零采取隔離封禁措施，對經濟需求面復蘇客觀上也有不利影響。上述成效與美國防控模式影響形成對比，一定程度上派生兩國經濟的系統性反差鏡像。

此外，兩國針對疫情沖擊下經濟收縮都實行了逆周期調控政策，不過宏觀刺激政策在規模大小、時間長短、聚焦對象上都有明顯反差，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通脹走勢與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對比差異。

受疫情危機形勢倒逼，同時由于多年來宏觀政策理論思維朝激進干預方向演變作用，美國在疫情期實行了規模空前的刺激政策。筆者《通脹之約：美國新通脹怎樣煉成》一文中作了大致梳理：財政政策兩年赤字率分別超過18%和10%，財政刺激規模數倍于應對金融危機。貨幣政策零利率加上擴表，美聯儲資產規模從4.2萬億增加到8.9萬億，比上輪量寬2017年4.48萬億美元峰值高出近一倍。在實施時間方面，在2021年3月經濟強勁反彈時仍追加1.85萬億美元財政援助刺激法案，貨幣超級量寬政策到去年11月才啟動購債減量，零利率政策直到最近通脹接近8%才開始改變。

我國在2020年上半年密集實施較大規模積極宏調政策，鑒于疫情形勢趨于穩定和2季度經濟快速反彈，7月底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方針，伴隨刺激政策規模和強度回調與逐步退出。

2021年我國經濟增速“預期目標設定為6%以上”，宏調方針要求“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過財政赤字率、廣義貨幣和社融總額增速等宏調指標不同程度回落，加上一些部門出臺較大力度監管和產業政策客觀派生收縮性效果，經濟政策實際執行上出現邊際收緊。我國宏觀刺激較為審慎克制，避免了美國過度刺激帶來過熱和通脹問題，同時也面臨如何優化政策更有效穩增長問題。

兩國刺激政策在供求兩端著力點也表現出對稱性差異。例如大規模基建投資一直是我國財政和產業政策逆周期調控的重要手段，另外這次疫情期我國財政扶持政策比較聚焦減稅降費和組合式稅費支持，對制造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體提供支持，政策意圖是通過“根部施肥澆水”達到增長、就業和民生的“三穩”目標。一些城市也嘗試實施為居民提供消費券補貼，然而財政救助政策總體呈現向供給側傾斜特征。

美國超強刺激政策也包含對企業和房地產信貸和其它金融（購債）支持，然而大部分財政刺激資源通過失業救濟、疫情津貼、個人信貸展期等直達個人消費主體，突顯向需求端傾斜的刺激特點。宏觀刺激政策相對規模和持續時間差異對總需求反彈相對力度顯然有相當影響，另外宏調政策著力點不同對產消關系和通脹反差也有解釋作用。

2021年5月，顧客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舊金山灣區的一家超市購物。圖片來源：新華社

幾點相關討論

觀察疫情期中美經濟鏡像表現并梳理分析其成因，對理解目前國際經濟一些現實問題具有啟示意義。

例如觀察兩國通脹反差有助于從國際比較角度認識美國以及全球新一輪通脹真實根源。美國新通脹確與疫情環境有關，然而僅有疫情沖擊不足以導致美國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脹，過度宏觀刺激政策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美經濟都經歷疫情大流行沖擊，然而兩國通脹呈現高低反差，從一個側面說明美國新通脹并非疫情沖擊必然結果，而是需結合疫情防控策略與宏觀政策差異給以全面理解。

又如疫情下中美國內產消不平衡與外部不平衡變動之間聯系，提供了一個解釋經濟全球化積極功能的現實案例，也彰顯了中美經濟互補性及互利合作潛力。

貿易不平衡往往引發逆差方抱怨責難，然而給定疫情下國內產消供求不平衡加速擴大的背景，借助擴大貿易不平衡調節國內供求缺口的合理性不言自明。就中美宏觀經濟與通脹鏡像關系看，去年美國如不能擴大進口和貿易逆差，其年底CPI增速可能超兩位數，目前形勢會更難應對。當然，這兩年我國如果沒有外需擴大配合，國內經濟穩增長壓力也會相應增加。

上述觀察提示兩國宏觀政策存在交流互鑒的空間。美國在疫情期把逆周期宏觀政策工具利用到極限，如2021年初在經濟已然快速復蘇背景下仍執意追加出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已發生嚴重通脹時繼續實施零利率和追加量寬政策，缺乏跨周期前瞻性視角及過度刺激不可持續與其通脹困境不無聯系。

我國政策謀劃同時考慮了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然而二者如何更有效配合協調，特別是如何更好處理有關未來經濟走勢預期對跨周期調控效果的內生影響，也有一些新的經驗可探討總結。兩國交流借鑒疫情期經濟干預政策經驗或有助于提升各自政策有效性。

另外去年中美經濟呈現鏡像的客觀態勢，決定了兩國調控干預需逆向發力，形成當下宏觀政策取向的反差：美國面對嚴重通脹不得不“踩剎車”緊縮，我國則需“加油門”助推經濟增長。

日前美聯儲做出加息決定是其緊縮政策的最新標志。我國今年兩會則傳達加碼積極宏調信號，包括“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動用1萬億元央行多年投資收益結余，實施2.5萬億元財政擴大支出計劃等。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宏觀政策背向而行，是多年來極為少見甚至絕無僅有現象，對G20重視的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提出了新課題。另外最新俄烏戰爭外部危機以及國內疫情新情況，對經濟形勢和政策都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