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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一輪產能過剩行業與產品重要性提升。上述樣本部門規模體量較大，通常都涉及幾千億美元市場規模，有的如汽車行業規模甚至超過萬億美元，如果出現產能過剩后續調節過程的影響會更大。另外某些行業如汽車、石化基礎原料、芯片等，屬于發達經濟體傳統享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支柱行業，在其經濟系統和就業領域占有比較重要地位，這些行業產能過剩在這些國家可能引發比早先時期更為敏感和復雜的反應。

三是過剩產品具有較高可貿易程度與全球性特點。早先過剩行業如水泥、焦炭、電石等可貿易程度較低，然而上述新一輪產能過剩樣本部門的產出品單位物理量價值普遍較高，因而在開放環境下與國際進出口貿易關系密切，產能過剩對國際經貿關系帶來沖擊較大，甚至可能使得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和秩序面臨新的壓力。另外汽車、半導體等行業基于其模塊化生產方式特點，國際產品內分工程度較高，是上下游全球供應鏈延伸較長的代表性部門，其產能過剩會通過供應鏈分工渠道產生更為復雜的跨國性或全球性影響。

另外新一輪產能過剩產生根源也呈現與早先過剩不同的特點。首先，疫情大流行時期很多國家部分商品供不應求刺激投資是新一輪產能過剩的特殊成因。疫情大流行對供給和需求兩側的不對稱沖擊造成不少國家某些商品一時供不應求，特別是美歐等國超常宏觀政策刺激需求助推嚴重通脹，誘致全球范圍大規模投資。以全球半導體行業資本形成為例，從Statista.com商業數據平臺提供的全球芯片領域投資數據看，2020-2023四年平均半導體投資1480億美元，約為此前20年每年平均590億美元的兩倍半。疫情特殊因素刺激的投資急劇飆升，在投資完成后轉化為產能超常增長，市場需求難以保持超高增速會派生產能過剩壓力。

由于疫情導致的需求增加，2021年市場全年強勁增長

其次，我國近年產業升級加速伴隨產能擴張因素影響。在產業升級、鼓勵創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的作用下，近年我國制造業升級和產能擴張加快，顯示我國經濟長期追趕的成就；然而內需增長受多重因素制約整體偏弱，“供強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國內產能，與疫情期外部需求激增雙碰頭，助推工業品貿易順差較快增長，客觀上對新一輪產能過剩產生某種影響。如近年我國芯片投資擴張較快，增速顯著超過世界其它地區；又如我國一段時期以來投資較多大化工項目，石化基礎原料產能全球占比近年大幅上升。我國過去三年均值工業品貿易順差增長到超過1.6萬多億美元，比2010-2019年均值8600多億美元增長近一倍；近兩年工業品貿易順差占國內工業增加值總量比例超過30%，意味著目前國內工業部門約三成產能釋放需通過外部貿易順差來實現。

再次，原有國際產能過剩自發協調機制部分失效。近現代全球經濟史包括不同部門產業活動的國際轉移與承接（如產品周期理論、雁陣模型從不同角度闡釋的），伴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相應演變，對產能過剩在客觀上產生某種自發調節抑制作用。另外在開放環境下，如特定行業明顯產能過剩，不同國家企業趨利避害也會酌情調減投資和產能，有助于避免出現全球產能過度失衡或失控情況。然而在近年大國競爭與地緣政治經濟關系演變環境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同時借助產業政策在某些被認為具有特殊意義部門擴大投資或謀求進口替代，導致上述自發協調機制一定程度失效。上述演變會機制性增加某些部門跨國性全球性產能過剩風險，并對原有國際經濟協調和治理機制和規則造成新壓力。

3.新一輪產能過剩影響與應對政策

新一輪產能過剩對經濟內外形勢會產生多方面影響。如產能利用率與價格走低，會倒逼國內相關產業兼并重組，提升行業集中度成熟度并派生優勝劣汰作用。然而價格水平和合意投資強度從高位區域回落，會在邊際上增加經濟供強需弱的不平衡矛盾。另外在效率提升、產能過剩與實際匯率走低綜合因素作用下，過剩行業的企業進一步擴大出口釋放壓力，可能會對外部經貿關系產生更為復雜影響，尤其需適度關注并未雨綢繆。

首先是美西方會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提出和發揮相關議題施壓。如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去年夏季就片面指責我國巨額芯片投資補貼，導致成熟芯片[1]和傳統芯片[2]產能過剩。美財長耶倫去年底不止一次提到對中國產能過剩擔心，提醒“中國體量太大，無法僅通過出口來實現增長，而且其經濟政策選擇產生著深遠影響。”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副部長尚博今年2月初訪華進行兩國經濟工作組對話時表示“勿以傾銷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還提出“如果中國試圖通過在國際市場傾銷貨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美國及盟友將會采取行動回應。”[3]

疫情期間美西方國家嚴重通脹需要增加從我國進口，對我貿易順差增長采取了較為隱忍的相對中性立場；隨其通脹形勢趨緩與國內經濟政策重心轉向維護增長和就業目標，對我貿易平衡問題關注度及政策干預意愿都在上升[4]。在這個背景下，產能過剩在WTO、G20等多邊場合也都可能成為新議題。

去年10月歐盟對我電動乘用車反補貼調查或被其它國家仿效并延伸到其它面臨產能過剩壓力部門。美國近年挑起經濟爭端時頻繁訴諸國內法提供的單邊爭端工具，不排除就產能過剩和順差增長借題發揮挑起爭端。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美政客會在對華政策上競相強硬以博取選票，渲染產能過剩與貿易不平衡。美國少數強硬派一段時期以來鼓動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PNTR），如去年底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特別委員會發布一份重置（reset）兩國經濟關系的專題報告，第一組建議就是有關“如何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設計，產能過剩可能會被這派主張者借題發揮。

針對新一輪產能過剩特點，需統籌國內國外綜合施策加以應對。經過長期發展我國產業技術水平和供給能力取得歷史性進步，少數部門已躋身全球前沿，然而在整體上與主要發達國家比較仍有相當差距，某些關鍵部門存在明顯供給短板，因而需持續投資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基于現實考慮，未來投資擴大產能要更好界定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加重視開放型市場經濟的供求平衡規律，發展新質生產力時關注和防范產能過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強重點行業統籌布局和投資引導，防止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鑒于現實形勢需加快政策調整以落實上述要求。

要通過積極宏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著力提振內需和修復“供強需弱”不平衡從而增加國內產能吸收能力。日前國務院正式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開展汽車、家電、家居等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促進相關行業消費，有利于吸收工業產能緩解過剩壓力。另外還需要深化改革優化完善中長期收入分配政策，逐步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過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在根本上提振消費需求，從根本上緩解宏觀層面“供強需弱”不平衡和結構性產能過剩壓力。

新一輪產能過剩跨國性的全球性因素提出新問題。首先需明確全球化環境下一國企業統籌考慮國內國際市場設計配置產能是合理選擇，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國際市場相應份額是我國企業在開放環境下的天然權利。對貿易伙伴國超越國際經貿規則以產能過剩為名打壓我企業的保護主義舉措，我們無疑應明確反對和據理力爭，保留采取反制的權利，維護我國企業和國內產業發展的應有權益。

同時需采取措施應對外部經貿關系壓力。除了上述提振內需特別是消費舉措，還要通過一攬子措施穩定近年實際匯率偏弱走勢，推動人民幣實際匯率逐步回歸溫和升值從而對貿易不平衡進行適度調節。我國貿易順差絕大部分集中在美歐等經濟體，官方采購可適當擴大從相關國家進口緩和不平衡。新一輪產能過剩或使國際經貿秩序進一步承壓，我國作為新興大國可在多邊經貿、金融、發展機構及G20發揮更加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社會建設性應對新一輪產能過剩。維護國際經貿規則秩序，對全球經濟有利，對新興大國利益更大。

[1] 采用40納米及以上技術生產的器件。

[2] 采用28納米及以上技術生產的器件。

[3] 美國警告中國勿以傾銷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聯合早報》2024年2月20日。

[4] 盧鋒：貿易失衡會否重回國際對話熱點，《財新網》2023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