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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集中打擊不法律師，依法整肅“律場”風氣之后，各級公安機關根據統一部署，又依法集中專項打擊整治網絡謠言行動。行動首戰告捷，197名惡意造謠傳謠者受到查處。

幾乎同時，人大常委會于8月29日高票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對利用網絡制造和傳播謠言（法律術定義“編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犯罪”）的個人、社會法人、網絡經營者、網絡平臺提供者、媒體平臺提供者等，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約束與限制，為今后凈化網絡搭建了更規整、嚴密的法律框架。

這些舉措接連推出，形成組合拳，當然事出有因。網絡謠言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的輿論環境，給廣大民眾帶來巨大的困擾。僅從這次被“收進法網”的造謠傳謠者所惡意制造或傳播的謠言，就可見端倪。

這些謠言以危害和殺傷力特別巨大作為標尺作粗線條劃分，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政治謠言，試圖進一步間離民眾與黨和政府的關系，不管造謠者和傳謠者出于何種主觀目的，其客觀效果都是充當了西方敵對勢力“謠翻中國”之幫兇。

第二類是恐怖謠言。譬如“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附近小區一個活口沒剩余”、“有毒氣正向北京擴散”等等。故意蠱惑人心，誤導社會公眾，制造渲染恐慌情緒，客觀效果是為企圖“謠亂中國”的西方敵對勢力為虎作倀。

第三類是市場謠言。譬如“證券公司發布針對5000萬VIP客戶的風險預警”，“證監會研究維穩資金退出方案”等等。這些謠言眼下集中于股市，旨在故意制造政府與股民的情緒對立，干擾、消解、破壞政府力促股市穩定的種種努力。不管造謠者出于火中取栗、渾水摸魚還是其它什么目的，客觀上都產生了渲染“中國經濟崩潰論”就在眼前的惡劣效果。

或許有人認為，“謠翻中國”“謠亂中國”是危言聳聽，與普通人關系不大。實則不然。

第一、比如在股市處于敏感期時，因涉及無數股民家庭的切身利益，謠言對百姓的傷害不可謂不深。同時，又對黨群關系和和政群關系造成損害，對整個資本市場造成危害，且形同于人的某個器官得了慢性潰瘍，很難在短時間內愈合。

這尤以《財經》雜志發表的《證監會研究維穩資金退出方案》一文最為典型，對股市的直接沖擊，尤其是對炒股民眾的信心打擊，幾乎是致命性的。

國內財經媒體一方面有“市場化”的標簽，另一方面又有“體制內”的背景，因而，每當股市乃至經濟基本面出現波動時，其所發表的“謠言報道”或“謠言文章”，往往會被許多股民和業界人士信以為真——就算受眾只是半信半疑，其擾亂人心的殺傷力就不容小覷。

當然，對于造謠和傳謠者的動機，我們也理當看到，其中的不少人是因個人生活、事業、家庭乃至愛情處處不順所致，有的是出于謀利目的，有的甚至只圖個“被點擊”和“被關注”。更需要民眾與國家清醒認知和認真對待的，是那些罔顧事實，以編造、夸大等手段，一味仇視、攻擊國家制度或歪曲歷史的人，尤其要警惕的是，其中不乏“砸鍋黨”。

這兒所指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亦包括部分“社會法人”，抑或這類“社會法人”中的某些“群體”。這些自然人和“社會法人”往往圍繞輿論事件互相唱和，一度在網絡上形成了某種“攻擊體系”。

與前一種（占多數）造謠傳謠者的多元“個人動機”大不同，后一類自然人和“社會法人”，集體性地把互聯網當作了“政治痰盂”，放肆地向自己的國家“吐痰”，試圖用不斷積累的痰汁解構和淹沒這個國家，妄想“推倒重來”。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國家一度“忽視”甚至不敢對打擊網絡造謠傳謠犯罪理直氣壯地立法。

受制于專項法制長期缺位，每當“實在看不下去了”，“實在不像話了”，有關部門尤其是作為政權“刀把子”的公安部門，只能站上前臺進行斷斷續續地、“一事一策”地作應急處置。

但由于缺乏可供“對號入座”的強有力的專項法條，這樣的處置和處罰，往往只能尷尬地動用現有《刑法》中的“尋釁滋事罪”抑或“擾亂社會秩序罪”，作“蜻蜓點水式”的查究，一面讓廣大正義感未泯的民眾感到困惑，一方面又很容易引發處罰“牽強附會”的攻擊。

由于法制軟肋被部分造謠傳謠者看了個真切，如此這般零打碎敲的、不痛不癢的、高高舉起而不得不“輕輕放下”的“打擊”，客觀上致使造謠傳謠者越來越放肆無忌……

網上的烏煙瘴氣早已令廣大國人極度不滿，整肅和構建正常的網絡秩序乃大多數國人的共同心愿——雖說包括筆者在內，民眾在遇到個人的不如意時，人人都會抱怨和不滿，但絕大多數民眾卻始終認定和信守一個“死理”——那就是，只有國家好，個人與家庭才能好！

在經歷了組建國安委，把網絡安全管理從宣傳部門剝離出來等一系列必須的前期鋪墊后，增設針對互聯網管理，尤其是依法打擊利用網絡造謠傳謠的專項法條之行動，終于體現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與審核中。否則，國家和政府“硬”不起來，網絡風氣“邪壓正”的不正常現象就無法改變，廣大愛國網民就不敢理直氣壯地為網絡的“正風肅紀”提供集體性正能量。

可以說，2015年8月29日，正是展現國家互聯網法制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大時間節點。

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對利用網絡制造和傳播謠言者相應的量刑幅度都不重，但有專項打擊法條與沒有專項打擊法條，其震懾效果肯定大為不同。因此，把網絡當“痰盂”者，尤其是繼續把網絡當“政治痰盂”者可要當心了！

粗讀《刑法修正案（九）》打擊“信息犯罪”的全部新增法條，以及關于《刑法修正案（九）》的說明文本，不少人難免會有法條依然不夠“硬朗”的感覺。尤其是針對媒體直接造謠傳謠的法律追責，似乎尚缺乏明確的規定。但凡事還須“向前看”，筆者以為：

第一，針對法條的粗線條表述，不排除日后將會出臺更細化的司法解釋加以補充完善，使法條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更加綿密。

第二，新增法條自身亦是與時俱進而非固定不變的。針對實施過程暴露出來的問題與不足，法條的補充與更改，包括繼續增加“鋼火”與“硬度”是不存懸念的。

第三，打擊利用網絡造謠傳謠決非單打一的孤立行動，而是全面正風肅紀的其中一塊。新增法條的打擊效果將在綜合性的正風肅紀措施中得到“活”的體現。

第四，自（誤）以為法難責眾的造謠傳謠者，務要正視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包括網絡生態正在不同程度改觀之事實，若依然低估國家意志，抱定政府“管不過來”之僥幸，所支付的代價定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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