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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傲慢/種族主義的方式，試圖闡明美國的優勢在于其制度和國家機構的優越，也被逐漸質疑，甚至證明是錯誤的。美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周期性僵局；特朗普支持者和民主黨人之間的極端沖突；人們普遍相信特朗普真的贏得了2020年總統大選等欺詐性說法；2021年1月6日對美國立法機構的襲擊事件；金錢在美國政治體系中的不成比例的作用；美國總統選舉團經常向在普選中落敗的候選人提供選票；非選舉產生的最高法院有能力過度統治立法機構和壓倒性的公眾輿論；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美國政治制度極度缺乏信心，絕大多數人認為美國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這一切都表明，美國的制度體系功能失調，而不是運轉良好。相比之下，即使是美國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也發現，中國人民相信自己的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就理論和思想而言，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數量人口生活品質的最大改善，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美國的“零和”思維使其根本無法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或“共同繁榮”等理念。事實上，按照本國標準，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無論是明年還是后年，中國都將達到世界銀行制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標準。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當中國躋身高收入經濟體時，它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口將超過所有其他高收入經濟體人口的總和——后者僅占世界人口的16%。

美國政府甚至無法承認或考慮這些事實的影響，因為要這樣做，就必須放棄美化自身，面對現實。但是，正如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所言：“事實是頑固的東西；無論我們的愿望、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無法改變事實的狀態。”除非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準備開始拋棄美化自身，直面經濟事實，否則它無法充分解決問題。

現在我們來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真正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關于美國。當然，所有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各自獨特要素的綜合體。僅就占世界GDP大部分的四個國家——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而言，它們就大相徑庭。但事實表明，它們以及所有大型經濟體都有共同的特點。特別是，就目前而言，盡管有許多因素影響短期經濟發展，但在美中關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大型經濟體的中長期增速顯示出其凈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相關性（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是指固定資產原始價值減去已提折舊后的凈額）。

為避免誤解，有必要強調的是，這種相關性只適用于較大的經濟體，不適用于其他因素，包括大型經濟體對它們的影響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小型經濟體。但后一點對美國和中國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大型經濟體的典范。

為說明這一點，圖1呈現的是自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至2021年全球前25大經濟體凈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這些經濟體合起來占世界GDP的83%，因此完全主導了世界經濟發展。它們在這個特征上的相似性是壓倒性的。全球前25大經濟體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高達驚人的0.89，R平方關系為0.79。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近乎完美的相關性。

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即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固定投資只是跨越時間的勞動社會化，即在當前生產周期中使用以前生產周期的產品。但是，為了將注意力集中在事實上，并將其后果呈現給那些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下文將使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來闡述。

圖1

上述數據說明了為什么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是中國和印度——它們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最高。同樣的關系也表明了為什么其他全球南方主要經濟體，如印尼和土耳其，增長速度遠高于美國或七國集團（G7）其他成員國——這些全球南方主要經濟體凈固定投資水平遠高于全球北方經濟體。

以東亞為例，同樣的過程解釋了為什么像韓國這樣歷史上比日本貧窮得多的國家會如此迅速地趕上日本——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2007韓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67%，而到2022年，這一數字為95%，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韓國人均GDP實際上比日本高10%。日本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降至0.1%，而韓國這一數據為11.1%，解釋了這樣的結果——與此相對應的是，2007—2021年，日本GDP年均增速為0.2%，而韓國為2.9%。

最后，對于這一點，有必要澄清在部分中國媒體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的“庸俗”經濟學理論。凈固定投資在經濟中的這種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與創新相反，而是對創新的重要補充——停留在理念層面的創新不會產生任何東西，但它必須體現在需要投資的生產中（計算機、微芯片、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等）。其次，庸俗經濟學混淆了“生產要素”一詞的物理和經濟意義——但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價值）意義而非物理意義是決定因素。例如，微芯片的物理尺寸很小，但其價值遠高于煤炭等物理尺寸較大的產品。同樣，需要大量投資才能制造的高附加值產品，如太陽能電池板、高效電池等，實際上對環境無害，是保護環境的基礎。

與所有主要經濟體一樣，中國正在明智地放棄勞動密集且經常破壞環境的生產要素的生產方法——煤炭、化石燃料、對大片土地的破壞等。但從經濟角度來看，取代這些要素的產品的附加值甚至比它們正在取代的產品更高——例如，與建造微芯片工廠或制造最先進的電池所需的投資相比，開煤礦的投資微不足道。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如增長核算法，當然預測到了上述事實關系。它們都將固定投資（資本）作為關鍵的生產投入進行分析。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均認為，提高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將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就當前目的而言，甚至沒有必要討論因果關系問題。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存在如此高的相關性意味著，如果不提高大型經濟體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就不可能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的任何下降都將伴隨著GDP增速的下降。

現在來談談這些事實對美國的確切影響。美國經濟事實表明，通過提高美國投資效率與中國競爭的戰略實際上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原因是，從國際角度來看，發展中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和發達經濟體的代表美國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較高。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反映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占GDP總值的比重。中國ICOR為8，美國為10。增量資本產出率越低，投資效率就越高。詳細比較見拙文《為什么在中國投資效率更高？這真的是一個“體制問題”！》。由此可見，中美兩國投資效率都非常高。

就凈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而言，美國僅使用GDP的2.6%作為凈投資，就可以使其GDP增長1%，這比前25大經濟體3.5%的中值效率高得多。鑒于美國的投資效率已經很高，實際上，美國大幅提高GDP增速的唯一途徑是提高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假設美國保持這種高水平的投資使用效率。2007—2021年，美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平均為4.3%，GDP年均增速為1.6%——如上文所述，美國僅使用GDP的2.6%作為凈投資，就可以使其GDP增長1%。

根據美國這一潛在GDP增速計算，2007—2021年，美國固定資本消耗（折舊）占GDP比重為16.1%，總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為20.5%，四舍五入到小數點后一位，凈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為4.3%。假設折舊水平保持不變，并且沒有現實的方法來降低折舊水平，那么美國凈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要提高到8%，就需要美國總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提高3.6%，從20.5%升至 24.1%。在凈固定投資和GDP增長的相關性相同的情況下，必須使用GDP的2.6%來促進GDP增長1%，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GDP年均增速將提高至3.1%。要將美國凈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到10%，美國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必須提高5.6%至26.1%。如果實現這一目標，那么美國GDP增速將達到3.8%

這當然屬于強勁增長 ，但對美國經濟內部結構的研究表明，它們并非不可能。但它們需要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變，而問題是美國已經表明自己不愿意做出這些改變。

資料圖/路透社

如何重振美國經濟？“開方”容易“服藥”難

要了解美國應該選擇何種政策，請記住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占美國國內經濟的100%。因此，忽略庫存（庫存占經濟比重極小），提高美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必然需要降低美國消費占GDP比重。唯一的選擇是減少哪種形式的消費。

顯然，一種可能性是大幅降低美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但這將意味著短期內大幅降低居民消費，從而降低美國生活水平，這將非常不受歡迎，美國政府也很難在此問題上獲得民眾認同。但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降低居民消費占比的情況下，降低美國消費占GDP比重，從而提高投資效率。

首先是軍費開支——從經濟角度來看，軍費開支絕大多數是一種消費形式（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軍費開支的78%是用于消費）。根據美國官方數據，2023年，美國軍費開支為9950億美元，占GDP的3.6%。因此，削減美國軍費開支將為美國的投資釋放出非常可觀的資源。例如，將美國軍費開支降至GDP的2%（美國的北約盟友的軍費開支占比），將釋放出GDP的1.6%用于投資，幾乎是將美國凈固定資本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到8%所需資源的一半。

事實上，由于美國官方數據將軍人退休金、軍事債務利息支出等項目排除在外，大大低估了其軍費開支水平，因此儲蓄的空間越來越大。吉塞拉·塞爾納達斯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最近對美國國民賬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022年美國實際軍費開支為15370億美元，占GDP的5.6%，而美國官方數據為9280億美元，占GDP的3.6%。

美國可以釋放大量資源進行投資的第二個領域是醫療支出，因為美國的醫療系統效率極低。在任何可比經濟體中，美國私人醫療系統使用的經濟資源比例最高，結果最糟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在幾乎每個國家的支出因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大幅增加之前，美國GDP的16.7%用于醫療支出——例如，以發展水平相當的經濟體為例，德國用于醫療的GDP占比為11.7%，法國為11.1%，日本為10.8%，英國為9.9%。

但美國私人醫療系統的效果遠不如其他國家——2019年，美國的預期壽命為78.8歲，而德國為81.3歲，日本為84.4歲，英國為81.4歲，法國為82.3歲。采用其他國家使用的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公共醫療系統將釋放巨大的資源來提高美國投資。例如，將美國的醫療支出降至德國的水平將釋放GDP的5%，或者其本身就足以將美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到8%。減少美國軍費開支，并使其效率極低的醫療系統合理化，將很容易釋放出足夠的資源來大幅提高美國投資。

總之，在考慮如何提高美國經濟增速和競爭力時，美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是一個過于激進的解決方案！但對美國來說，它當前面臨的困境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甚至不會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進行合理的改革。

簡言之，美國在發展新興產業的投資方面越來越無法與中國競爭，原因并不在中國——問題出在華盛頓，而非北京。美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問題不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美國拒絕改變其軍事政策、外交政策或極其低效的醫療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