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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一】

近十幾年，教育減負的議論甚囂塵上。各級政府為了回應這種呼聲，從教學到考試、從課內到課外，出臺了一批批限制性政策，卻陷入久治不利的困局。學生的學習狀態未見實質性改善，甚至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2018年起，為了徹底封堵“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教育主管部門已經不得不宣稱要一一審核多如牛毛的民間輔導的教學內容是否超標。眼見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要問，減負之路究竟是走到了最強攻堅階段，還是已經日暮途窮？是時候徹底反思該不該把它作為我們的教育改革目標。

以日本為鑒，警惕寬松教育

同樣是人口稠密、民眾普遍重視教育與學歷的東方國家，相似減負的政策日本已經實施了30年，幾乎達到了全系統阻截教育競爭的結果，得到的卻根本不是期望的局面：

第一，“寬松教育”政策直接導致日本公立學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營教育機構過度擴張。其中最成功者運用商業手段，把進取的志向變成應試焦慮，通過超量教育、過度補習把焦慮變現，從而實現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寬松教育”政策下，由于正規公立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這導致優質的基礎教育變得越發昂貴，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全社會的教育不公平擴大。過重的教育負擔進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寬松世代”難以成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關政策不僅降低了學業的達標底線要求，還完全不為優秀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由于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而取消了學習成績優秀所帶來的榮譽感。久而久之，寬松無壓力的成長觀念靡然成風，刻苦學習、拼搏進取、追求卓越確成了不健康的邊緣少數。過去30年間，日本教育寬松是寬松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欲和進取心、受不了批評、害怕擔責任、整體學力衰弱的“寬松世代”。這種國民性的改變令40歲以上、以勤勉苦干著稱的老一輩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記者會上正式承認推行了30年的“寬松教育”失敗，明言“現行教育與當初所期待的寬松教育及其本質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學將不再削減學習內容，并將從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去寬松化”的新課標。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寬松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師資隊伍支撐，但今天的年輕教師正是長大了的“寬松世代”。他們習慣了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成長，根本不知道該怎么嚴格要求、重視質量、重視挑戰。從緊入松易，從松入緊難。日本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政策的慣性很大，徹底轉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過程，因此不可不慎。

日劇《寬松世代又如何》劇照

教育減負與大國使命背道而馳

從結果來看，日本的“寬松教育”政策實現了教育的寬松化，但在中國，類似的“減負”政策卻使學習負擔越來越重。這是由于中日兩國的社會情況有兩個質的差別。

第一，高等教育的選拔性是大國教育系統的命脈。日本由于多因素交疊，已經丟失了高等教育系統的選拔性，而中國則沒有。中國目前的高考競爭激烈，本科文憑（特別是一流大學本科）仍有社會公認的含金量。而在日本，由于18歲人口銳減以及多年來高校過度擴招，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學業不充分的學生只要交得了學費就能讀到本科。這種情況下，整個基礎教育的弦松脫了，還動搖了高等教育的“選拔性”這一起點。這種關鍵文憑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應當警惕的。當然，這不完全是寬松教育政策帶來的效果，而是人口銳減和高校過度擴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國、強國的教育體系必須保有積極健康的人才選拔系統，這是國家獨立自強，進而有資格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所在。許多人羨慕芬蘭等北歐小國的教育系統具有低選拔、低競爭性的好處，這是完全沒有理解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使命。小國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雖然教育競爭不激烈、升學壓力小，但代價是整個國家的人才資源支撐不了健全的產業體系，只靠自己無法擁有一流的科技與國防實力，從而受制于大國主導的產業分工和經濟布局。

正如托克維爾早就指出的，小國的特點就是生活相對自由而幸福，但代價是無力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歷史上，日本考試競爭激烈的時期與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大國雄心上升的時期存在某種一致性。如今日本的關鍵文憑貶值，高等教育選拔性丟失，看似是教育問題，實則是國勢衰頹的表現。它給我們的教訓在于：“寬松教育”和“科教興邦”不可兼得。

第二，日本的“寬松教育”是一種“安逸富貴病”，然而中國人民總體上心態強健，認同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日本“寬松教育”的民意基礎在于大多數民眾生活富足后不忍心讓孩子參與學歷選拔的殘酷比拼與野蠻競爭。日本在上個世紀就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2002年更達到普及水平，全體人口中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遠高于中國。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教育供給也非常均衡，經濟均質化程度很高，全社會的競爭和階層流動的焦慮感都不太強烈。這導致國家人才系統的活力大幅降低。

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階段都與日本不同，基于學歷的社會流動還有很大空間，同時教育水平也還存在較大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校際差別。中國至少有兩個群體的民眾不信任“減負”。其一是數量龐大的為造就家中第一代大學生而竭盡所能的家庭，他們相信通過艱苦的競爭可以獲得公平的向上流動機會，改善生活境況。其二，許多城市家庭雖然已經擺脫了物質的匱乏，但希望通過比較公平的、唯才是舉的方式來獲取相對較好的教育資源。他們承認學業負擔是向上流動改變命運必須付出的代價，從而抵抗“關系”、信息不對稱和金錢等不公平的上升途徑。

曾經被報道的“衡水中學現象”，正說明這種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學生”的需求在目前依然巨大。而近幾年城市教育培訓機構的迅猛發展，甚至成為市值超過百億的上市公司，則可謂第二類群體的奮斗寫照。可以說，中國民氣尚存，減負呼聲雖響，但尚未成為全民共識。在當今中國，參與學業競爭的意愿之強烈，根本“堵”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