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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說明，“份子錢”一開始是有“原罪”的。但是，這個“原罪”真的不怪誰，要怪只怪政府的“好心”。一句話，政府出于公益，積極推進出租車市場建設；可是，政府又沒有足夠的錢來組建一個國有的出租車公司，自己來營運，于是就想起來招商引資這一招；而那些出租車公司也不是傻瓜，它可不愿意承擔市場風險，也不會自己全額出資組建公司；于是，“份子錢”這個天才式的營運方式橫空出世了，其目的在于：把風險轉移給出租車司機的同時用份子錢約束出租車公司！

正是通過“份子錢”，實現了政府的目的：建立起了出租車市場，并且通過這一措施有效監控出租車公司和出租車司機的行為——出租車行業秩序的實現，是通過“份子錢”實現的！對出租車公司的違規經營，政府最為有效的處罰手段就是減少它的牌照，減少一個牌照意味著減少了一個“份子錢”；出租車公司處罰違規出租車司機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停運X天，這意味著這幾天出租車司機白交了“份子錢”。

絕大多數城市的出租車行業都存在對“份子錢”的路徑依賴，沒有哪個罷運出租車司機提出要取消“份子錢”的。反倒是一些網友在瞎起哄，要求取消“份子錢”，取消出租車公司。在這一點上，岳峙的觀點不無道理，不要出租車公司是不現實的。

現在的問題是，出租車行業確實需要改革。只是，大多數看客不明就里，以為“份子錢”的博弈只是體現了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的利益分配矛盾，誤以為這是出租車行業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出租車行業的關鍵是，政府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更加有效的兼顧群眾需要和實現行業監控的辦法？如果有，取消“份子錢”并不是什么難事。可實際總是比想象復雜得多。

辦法一：放開出租車牌照管理，個人、出租車公司都可以申請牌照。這個辦法很是能解決現在各個城市的打車難問題，看上去也很是滿足出租車司機的利益訴求，犧牲的當然是出租車公司了。可這個辦法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監控眾多出租車司機的行為？一旦開放，憑現在市場供求關系，出租車司機是否是個不錯的職業，真的要打問號了。我敢肯定，沒有哪個正在罷運的出租車司機希望出現這種情況。

這段時間媒體不斷在熱炒臺灣的出租車管理模式，說98年放開牌照后，沒有“份子錢”的臺灣出租車行業也挺有秩序的。言下之意是，臺灣可以這樣，大陸為什么不能？筆者真心覺得這種討論得用點心，臺灣能行，難道僅僅是因為放開牌照？政府的監管措施何在？不談別的，只講一點：大陸沒有建立個人信用檔案，怎么保證每一個出租車司機按照行業規范作業？難不成讓運管人員天天上街執法，現實么？

有人會說，市場調節唄，態度惡劣、違規多的出租車司機自然沒人會去坐！很多人批評岳峙就是用這種邏輯。我覺得吧，且不談是不是真存在一個“自生自發的市場秩序”問題，就講一個技術問題吧：信息不對稱，知道么？你在大街上打車，你怎么知道招手停下來的出租車司機是否合格？

辦法二：把所有出租車公司收歸國有，出租車司機變成為公司員工，“份子錢”自然就沒了。這個辦法倒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出租車公司和出租車司機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問題，也比較好實現行業監管問題，可這也面臨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是，“份子錢”的原罪表明，很多城市之所以有出租車，是因為政府招商引資的結果。換句話說，政府有錢的話，早就自己組建一個國有出租車公司了，還用折騰？

二是，國有出租車公司實際上也存在一個麻煩，即公司成為既得利益之后，很難回應群眾訴求。比如，出租車價格、投放量等問題，如果政府有經濟利益在里面，實在是難以調節各方利益。

其實，真要改革出租車行業，功夫在其外。平心而論，各個城市的地方政府，哪怕是那些偏遠小縣城，的確沒想著要從這個行業拿多少利潤，大都希望群眾出行方便。而出租車公司拿“份子錢”，也沒有天大的不合理，從現行的管理技術上說，這還算是不錯的選擇。出租車司機并沒有覺得“份子錢”有多么地不合理，罷運只是在現行制度下爭取既得利益罷了。唯一需要認真對待的是市民的生活方便，而這和“份子錢”一毛錢關系都沒有。大多數城市的市民覺得打車難，都是因為道路不暢所致。據說，武漢市民抱怨打車難，政府打算再投放1000輛出租車；可相關部門一測算，發現如果這1000輛出租車投放下去，路面更堵，還是解決不了市民打車難問題。罷了，還是等著把路修好了再說。

筆者建議，看客們湊湊出租車罷運的熱鬧，差不多就行了。因為，你覺得你在為出租車司機鼓與呼，要取消“份子錢”，可照我這么一分析，你覺得出租車司機會買你的賬么？你覺得出租車公司昧著良心收“份子錢”，可你能不能找一個比這個更加有效的管理體制出來？你覺得你得關心一下自己打車難的問題，可發現這和“份子錢”有關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