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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他當臨時工的狀況，幺老師是樣敘述的：

父親的勤勉認真和“人前人后都一樣”的品性，把“臨時工”也干得勤勞刻苦：他做過給下水道和水暖工當下手的“管工”，存留至今的在一疊元書紙上面畫的“低水箱坐式糞恭桶做法規格”、“樓上高水箱蹲式恭桶做法規格”、“多連小便斗自動沖水做法”……粗細水管、彎頭、三通的連接走向和尺碼都標示得清清楚楚……證明了父親希望從外行到內行曾經的努力和用心；父親做過給鍋爐工打雜的“推煤工”，到后來父親可以一個人又推煤又燒鍋爐，而且做到把醫院手術室里的溫度燒到恒定，以至于父親被人民醫院留下來燒暖氣不再換人，據說那主要是手術室的要求……（155頁）

五十歲的父親不得不下鄉種田，從未做過農活的他，剛開始非常的辛苦，什么活也干不了，但父親

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認真，對所有的農活都從不敷衍了事，幾年下來也就學會了鋤地、薅草、耪地、鍘草……而且也學會了像農民一樣養了豬，每天收工都帶回家一捆豬草……（183頁）

幺老師所描繪的父親的形象，一直纏繞在我的頭腦中，讓我突然想起幺老師在另一地方對父親所下的評論。父親股票生意失敗，因負債而遠走他方，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太太，表達他的憂心與痛苦，同時談到對于未來他是如何考慮的（見34─5頁）。這是當時一個高小畢業生的文筆，閱讀起來非常有意思。就在這個地方，幺老師評論到：

這封保存到今的信，是把一個男人在事業上的成敗，和自己對于家庭的責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種表述，在父親二十三歲的年輕的心里，已經擔當起了自己作為“丈夫”、作為“兒子”，作為“兼祧男”，作為“女婿”，對妻子、母親、叔父、嬸母、岳母所有的責任……（34頁）

這一評論可謂精當。父親是中國舊社會倫理培養出來的男人，作為一個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責任，也一直在盡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最有趣的，是他對太太的態度。他很意外的娶到了城里書香世家的女子（其原因見56─61頁），雖然他是農村財主的繼承人，但還是高攀了。因此他一直認為賺錢養家是他的事，太太只需要在家中主持家務。按照新中國的政策，女性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但不論家庭經濟如何困難，父親總不讓母親到外面工作，而實際上母親很有能力，也很想出去工作（230─33頁）。這可以看出父親的頑固與保守。他們到北流村落戶種田時，雖然經濟更是困窘，父親仍然堅持不讓母親下田，這時母親身體日趨衰弱，這又表現了父親的體貼，而這一切都是中國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男人的性格。

這個傳統婚姻中的傳統家庭，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把所有傳統的美德都發揮出來了。三年困難時期（1960─62，即所謂大饑荒），父親在生產隊當裝卸工，是重體力勞動，全家生活就靠他一個人，他的身體絕對不能出問題，所以在母親的主持下，家中的每一個人主動扣除自己的份額，以便讓父親能夠吃飽肚子去干活（148─53頁）。為了籌錢去黑市買糧票，父母都盡了最大的力。當父親在生產隊時，母親整天不停的修改舊衣服，“把舊旗袍修改成為短褂、把衣服里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襖，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綢緞之類）用糨糊裱成袼禙，納成鞋底……”。父親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一回到家的當天深夜，避開別人的耳目，用自行車駄著母親所做的那一大包衣服上路，去京東郊縣悄悄地賣給農民，買回高價糧食、豆子和全國糧票。第三天深夜從郊縣騎一夜車，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覺，傍晚回生產隊報到（146─47頁）。這是全書最動人的兩段，可以看出主外的男人和主內的女人如何精誠合作，讓全家度過新中國建立以來最艱困的三年。

看到幺老師的父母不論面對怎么樣的艱難條件，都以最認真的態度去面對生活，解決困難，決不氣餒，我不禁在想，他們的動力來自哪里？后來我看到，幺老師的女兒，父親的孫女在給“姥爺”的一封信中就問過這個問題：

上次我問姥爺：“活著為了什么？”姥爺說：“一為事業成功，二為撫養教育兒女，實際上第一條也是為第二條服務的，總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聽了這話我有些愕然了，真的，我還沒聽說過這種對于人生意義的解釋。（216頁）

孫女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長大的，那時候大陸已開始流行資本主義、重視個人選擇、發揮個人才性的教育理念，所以對姥爺的回答會覺得不可思議。我父母那一代所秉持的生活理念，和幺老師的父母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我恍然大悟，原來一向被新文化運動和共產黨革命理論斥為“封建道德”的人生觀，也是中國老百姓堅靭的生命力的來源。不管共產黨如何搞運動，不管老百姓要面對多少生活上的變化，他們仍然按照祖祖輩輩的教訓，為了養育子女，咬緊牙關，認真生活。原來，“封建道德”也是中國文化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主要來源。想起來不免覺得荒唐，中國幾億的老百姓所以禁得起折騰，竟然也靠共產黨一直想要“消滅”的“封建道德”。應該說，這是我讀幺老師回憶父母這本書最大的體會，我終于看到了中國歷史流變中的某一個癥結點。

四、

那么，很多人一定會問，共產黨在建國以后的三十年間，為什么要不斷的發動各種政治運動，來不停的“折騰”中國老百姓呢？現在還有很多人對共產黨在這三十年的作為持負面評價，主要就是對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不滿。

我們先來看建國以后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即土地改革運動。前面已經說過，土改結束以后，三億左右的農民分到了土地。自從清末中國開始內憂外犯以來，許多農民無地可種，無以為生，即使能租到土地，也要受到地主嚴重的盤剝。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年輕力壯的農民只好投靠各種軍閥，靠打仗為生。所以，重建社會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農民生性保守，只要種地可以勉強養家，他們就會安定下來。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斗爭地主的方式讓農民能夠無償的分到土地，地主無法反抗，政府又可以得到農民的擁護，可以說是政治上的最佳選擇。前面說到的我的兩位大陸朋友，都出身地主階級，他們當然對這種斗爭方式很反感，但他們也無法否認這是共產黨高明的政治運作。

其次談到新政權與西方勢力的關系。社會主義是以反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它認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設廠投資，都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原料和勞工，來賺取巨額的利潤，外資的剝削更甚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新政權就毫不客氣的沒收外資工廠，凍結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賠償或利息，所以幺老師的父親所買的開灤煤礦的股票就形同廢紙。這樣，新的社會主義政權跟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權必然形成對立，發達國家當然要撤人撤資，讓新政權獨自去面對沒資金、沒技術、沒人才，難以發展的窘境。所有團結全國人民、以反帝國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面對這種困境。如果它們選擇跟外資妥協，最終革命成果仍然會被外資龐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選擇排斥所有外資，就會變得無錢、無人、無技術，最后寸步難行，經濟反而會比革命前還糟糕，如非洲的莫桑鼻克和津巴布韋。

因為種種原因（這里就不細談），中國新政權選擇與蘇聯合作，由蘇聯提供設備與技術人才幫中國發展經濟，這樣，中國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斷絕了一切關系，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對中國采取圍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國。1950年代中期，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把他們的設備和人才都撤走，中國只能“自力更生”。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曾引述美國經濟學家，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列昂季耶夫，說到：

這些國家（按，指欠發達國家）必須積累起國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實現自力更生的發展。列昂季耶夫還強調說，要達到這種積累，必須采取“意義重大的社會和制度方面的變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頁，商務，1995）

這意思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不分階級，每個人都要過苦日子。如果舊社會中的地主精英階級、城市知識分子和各種技術人員都要過著以前那種優渥的生活，即使全國農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無法控制國民收入的30％─40％，這樣，就無法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須搞政治運動，讓既有的富裕階級一方面承認他們以前是過著剝削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他們才會比較樂于接受低薪政策（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水平雖然降低了，比分配到土地的農民還是好多了。有一個右派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只領半薪，當農民知道他的工資以后，開玩笑的說，你的工資給我領，我代你被斗爭。）可以說，前三十年的許多政治運動所以主要針對知識分子和城市中產階級，就是要他們甘于過苦日子，好讓國家爭取在三十年內搞好基礎建設、工業建設和軍工業，以保障國家的經濟未來能獨立發展，同時也保障國家安全，讓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再入侵中國。50年代的口號，“不要褲子要核子”，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