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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這些新交往的大陸朋友接觸了一年以后，二〇〇六年的某一天，我好像大夢初醒，我告訴自己，中國的現代化工程好像已經站穩了腳步，中國的復興已經是明擺的事實。我那時非常驚訝，連續想了好幾天，覺得應該錯不了。再過兩年（二〇〇八），中國成功的舉辦了奧運，而當年年底美國就發生了金融大海嘯，完全證實了我的直覺。你想想看，一八四〇年，西方帝國主義用大砲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一九〇〇年中國差一點被瓜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半個中國被日本占領，一九四五年抗戰“慘勝”后不久又開始打內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終于建立，之后不到六十年，中國竟然能夠全面現代化。從被許許多多的帝國主義所侵略，到終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竟然只用了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時間，這只能稱為近代世界史的“奇跡”。對于這個世界上綿延最久的文明所具有的強韌的生命力，我深深被它吸引，在它浴火重生時，我感受到人類歷史的奧秘。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又可以重新回去探討我比較熟悉的唐代歷史和文化，因為唐代是漢帝國崩潰以后，經過四百年的混亂，中國再一次建立的大帝國，因此也可以說，唐代也是中華文明“重生”的大時代，它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不斷的探討，以便和新中國這一次的重生作比較。這樣，作為一個中華文明的探索者與詮釋者，我又進一步感到生命的充實。

相對于中國的崛起，我同時也強烈感受到西方的沒落。二〇〇八年美國的金融大海嘯讓人印象極其深刻，雖然我不很能理解世界經濟，但導致美國金融脫序的一系列作法，還是讓人覺得荒謬至極，讓我們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運作方式產生懷疑。與此相關的是，從種種資料可以看到，美國最主要的財富竟然集中到只占美國人口1％的人身上。從國際形勢看，美國與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攻擊，還有后來歐盟國家對利比亞的轟炸，像這樣的一連串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徑（還傷及大批無辜平民），西方的媒體竟然可以大言不慚的為自己辯護，很難想象這是人類“文明”的表現。當這種局勢演變成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混戰，伊斯蘭國的興起，大量難民的涌進歐洲，以及恐怖攻擊的綿綿不斷，這一切難道不是美國和歐盟強力輸出他們的“文明”的成果嗎？再說到美國近年來的所謂“重返亞太”，根本就是要威嚇中國。美國覺得中國日漸強大，已經威脅到它在太平洋的勢力，所以緊緊的拉住日本和菲律賓，擺出強大的軍事同盟，警告中國就此止步，不要再往前了。明明是要維護它世界霸主的地位，卻又要說出一番沒有人相信的大道理，好像都是中國人錯了，完全是流氓行徑。以上總總，都讓人感覺到西方文明已是強弩之末，圖窮匕見了。

美國“華爾街運動”

如果把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胡作非為加以對比，那么，東方的復興和西方的沒落就構成了當今最重要的世界圖景。美元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沒有信用的貨幣，但美國仍然利用殘存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以大量印鈔票的方式來“沖刷”它的國債，其他國家吃了大虧，仍然對它無可奈何。現在中國崛起了，人民幣有國際信用了，一旦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美元帝國就會崩潰，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再就國際輿論而言，在所謂南海仲裁案后，美國立即宣布，仲裁具有法律效用，但最近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根本不予理睬。東盟大部分國家越來越與中國靠近，因為他們理解，他們的經濟發展需要與中國合作。根據長期的經驗，他們跟美國、日本的經貿往來是得不到好處的，這種好處只能求之于中國。這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壯大，不只是自己國力增強而已，還可以幫助欠發達國家發展經濟，而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只會把這些國家搞得越來越貧困。這種情況，也不只限于東盟國家，許許多多的非洲國家也是如此。孫中山也講過，中國強大以后，要“濟弱扶傾”，應該說，現在的中國才有了實行這種理想的能力。

從這里，我們才能討論現在的中國為什么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西方在十九世紀提出社會主義的理想時，主要是針對工業化國家（當時只限于英國和法國）城市工人非常惡劣的生活狀態，社會主義的方案主要是為他們而設計的。當馬克思提出世界革命的構想時，他思考的對象主要也是西歐國家，雖然他說的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但他想象的全世界還是以西歐為中心。所以，當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政權，準備推行社會主義時，西方的理論家都認為，列寧搞錯了，貧窮國家怎么有條件實行社會主義呢？

其實列寧并沒有搞錯，他已經意識到，在一戰前后，世界最大的矛盾不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而是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的矛盾。當發達國家的工人生活日漸改善時，欠發達國家的絕大部分人民卻普遍貧窮，當發達國家可以從欠發達國家“賺”到更多利益時，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很聰明的把一小部分利益分給自己的工人，以求國內的穩定，這樣他們就能用更多的力量去榨取欠發達國家。當然，另一個大矛盾就是發達國家為爭奪殖民地而起的大沖突，一戰和二戰都是這樣產生的，因為發達國家彼此有了矛盾，才能讓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建立第一個對抗富裕國家的社會主義貧窮國家。

在這里我們不能分析蘇聯政權的興衰史，但我們應該記得，在二戰英法美集團和德意日集團打得不可開交時，是蘇聯最后起到了決定勝負的關鍵作用。在二戰結束、冷戰開始時，也只有蘇聯有力量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抗。蘇聯政權可能犯了不少錯誤，但它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和富裕的西方集團抗衡，使得二戰后許多貧窮國家有了某種模糊的希望，同時也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間，蘇聯政權的這種貢獻，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

對中國來講，最幸運的是，當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時，蘇聯是對抗西方勢力的主角，而中國只是配角。當然，中國參與了朝鮮戰爭，讓美國極為痛恨，對其長期采取圍堵政策。不過，美國的主要精力還是在跟蘇聯搞外交戰、搞代理戰爭（支持國外的親美與親蘇勢力之間的戰爭）和軍備競賽。這就讓中國有了默默地自力更生的機會。當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耗費了大量的國力，不得不聯中制蘇時，中國才走向國際政治舞臺，其時已是文革后期。再來就是毛澤東去世以后的政權轉換，然后是改革開放的試驗期，中國內部問題層出不窮，而蘇聯不久就被軍備競賽拖垮，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應該說，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的中期，美國從來沒有預料到中國會成為強勁的對手。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美國什么時候才意識到中國的威脅，但等到美國醒悟過來，中國已經無法摧毀，美國即使想要有所作為也已經不可能了。就像我（還有少部分的大陸知識分子）突然醒悟到中國已經足夠強大，很多西方人也像作夢一樣的發現，中國已經成為巨人，簡直不能相信。也許我們只能說，中國人確實善于“韜光養晦”，這種文化底蘊讓人無法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