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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說明這個問題，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為例子來加以論證。黃仁宇的父親黃震白曾擔任過國民黨重要將領許崇智（蔣介石之前的國民黨軍總司令）的參謀長，黃仁宇本人畢業于黃埔軍校，曾擔任過鄭洞國將軍（在東北戰場被共產黨俘虜）的幕僚。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后，他到美國留學，最后選擇學歷史。由于家世的關系，他一直支持國民黨，雖然他結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產黨友人（如田漢、廖沫沙、范長江），但他不能接受共產黨的路線。最后，共產黨打贏了，只好漂泊到異國。他無法理解國民黨為什么會失敗，選擇歷史這一行，其實就是為自己尋找答案。黃仁宇整本自傳的核心，其實就是對中國獨特的歷史命運的解讀，特別是對現代中國史、內戰以及共產黨所領導的道路的解讀。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

黃仁宇是從研究明代財政入手，來了解中國歷史的。經過漫長的思索，他終于承認，毛澤東所選擇的道路，是中國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說：　　

……至少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明白的事實：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征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清朝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這時歷史學家提及上述事件時，可以持肯定的態度，不至于有情緒上的不確定。

抗戰時著軍裝的黃仁宇（后排右一）與親友合照

與黃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農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認同這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我相信，國民黨所以在臺灣實行土地改革，也是為了抵消共產黨的威脅。事實上，為了這一改革，它得罪了臺灣所有的地主階級，讓它的統治更加艱難。前面已提到，臺灣地主階級出生的中小企業主及“三師”集團是目前“臺獨”勢力的核心。

對于共產黨重建新中國以后的作為，黃仁宇是這樣評論的：

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地的現象。但我在美國住了數年后，終于從歷史角度了解這個運動的真實意義。考慮到中國人口過剩、土地稀少、農地不斷分割、過去的農民負債累累等諸多因素后，我實在無法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如果說我還有任何疑慮，我的明代稅制專書和對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讓疑慮煙消云散。管理龐大的大陸型國家牽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經驗發展出的標準加以衡量。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就是因為無法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一百多年來才會一錯再錯，連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也不例外。我已經提過，毛澤東是歷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實施三分之一個世紀的事實，也并非向毛澤東低頭，而是接受地理和歷史的判決。

在其分析里，黃仁宇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仍然在累積資本的原始階段”。我認為，新中國的重建，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中國現代化原始累積的資金與技術來源問題。由于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敵視和所采取的圍困策略，中國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剛開始還有蘇聯援助，等到中、蘇鬧翻，就真是孤軍奮斗了。

1960年毛澤東視察河南省工業展覽館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線雖然幾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現代化“奠基”工作從來沒有間斷過。要不然，實在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快。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為中國重建所做的正面貢獻，是無論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的。

黃仁宇的自傳初稿于二十世紀八十年初，當時大陸已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一定會更高興，并且一定會繼續發表他的看法。就我個人而言，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我已完全確認，“中國道路”確實是走出來了。中國社會當然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特別是政治體制如何變革尤其令人傷腦筋，但可以斷言，“中國崩潰論”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相信了。而且，我還敢斷言，中國以后也不會完全循著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體制上也是如此。

呂正惠《寫在人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以上大致可以說明，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臺獨論”日漸抬頭時，我思考中國問題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黃仁宇為證，是因為，我的看法和黃仁宇類似。我們的不同是，黃仁宇是一輩子研究中國歷史又親歷內戰的人，而我只是一個關心自己國家命運，因而不得不一面閱讀、一面思考的一個小知識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認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實”，我則欣喜中國終于從千辛萬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應該說，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臺灣地區知識分子完全置大陸于度外時，我花了近二十年時間完成了對自己的改造──我從“中華民國”的一個小知識分子轉換身份成為一個全中國的小知識分子。這一點我有點自豪，并為此感到幸福。

反過來說，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輕的臺灣地區知識分子完全接受了國民黨統治下的思想觀念。除了“共匪”和“竊據”之外，他們盲目相信胡適自由主義的“科學”與“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經濟。我認為，他們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許多人在美國“軟性殖民”（相對于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響下，紛紛表示自己不是中國人，無怪乎陳映真稱之為“二度皇民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降臺灣和大陸所走的不同的歷史道路，使臺灣地區知識分子不但走上了這一條無法思考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甚至最后還想棄絕中國。這正是美國“軟性”統治臺灣地區的后果。

最近幾年我曾經跟一些比較談得來的臺灣地區朋友講，除非你選擇移民，只要你住在臺灣地區，你就不可能不面對你最終是中國人的這一事實。這樣，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還會錯失一生中（甚至歷史中）的大好機緣。

遠的不說，就說與我同一世代的大陸朋友，他們基本上屬于“老三屆”，在“文革”中都吃過苦頭，當我們正在按部就班地讀大學時，他們許多人在鄉下插隊。我們比他們幸運多了（在他們之前幾代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更不用說了）。現在時來運轉，中國出頭了，不論有沒有吃過苦，大家都一起來“共享榮耀”。在這時候，我們臺灣地區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實在很難評論他們的“愚蠢”。

呂正惠《戰后臺灣文學經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三年前我開始產生另一個想法：“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傳統，當時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過九十年，中國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覺得中國的再生能力簡直不可思議，顯然五四時代的人對此有所低估。不過，也沒有關系，正因為反得厲害才可能重新奮起，讓中國重生。如果有人一路反下去，最后連自己的“中國身份”都要反掉，那只能說是他自己的悲哀。改革開放以后，也有一些大陸知識分子走上這條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后悔了。我也希望，臺灣的知識分子遲早能看出自己的錯誤。

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已過了三十年。這三十年是我一生中最艱苦但也最寶貴的三十年。最艱苦，因為臺灣像我這樣想的人太少了；最寶貴，因為我摸索出自己的歷史觀（中國歷史觀必然孕含了一種更大的歷史觀）。如果要在論戰三十周年時談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大概只能說這些。如果有人認為離題太遠，太離譜，那就隨他去罷。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