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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凱碩】

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悖論是，雖然在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已經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但是許多人仍然認為全球化會退潮。這種悖論是怎么產生的？西方在管理全球化時犯的三個關鍵戰略錯誤導致了這一切。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國王已死，國王萬歲！”這句話的最新版本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這個新說法恰好抓住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矛盾。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對改善人類處境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人類歷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許多人不僅不為全球化歡呼，反而斷言全球化即將消亡。盡管是西方發起了全球化，但預言全球化即將消亡的聲音在西方尤為響亮。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西方為何會反對自己對人類做出的最仁慈的貢獻？簡要來說，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了三個戰略錯誤。更準確地說，是西方頭號強國——美國犯了錯誤。但是，當美國犯下這三個戰略錯誤時，西方第二大經濟力量——歐盟未能為其提供幫助與指導，這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錯誤。歐洲人的消極態度是導致這三個戰略錯誤的重要原因。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反對全球化 圖自網絡

美國犯下三個戰略錯誤

那么，美國犯下了哪三個戰略錯誤呢？第一個錯誤是占美國人口 1% 的精英階層犯下的。他們從全球化中攫取了巨額的財富，而占人口 50% 的底層民眾卻遭受了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破壞（或者更準確地說，“創造性破壞”），對于這一點，精英階層袖手旁觀。第二個錯誤是，在本應加強政府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時，美國選擇了削弱它們。這一錯誤是在著名的里根—撒切爾革命期間鑄成的，當時里根總統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這種理念引發了災難性的后果：接下來的 30 年間，主要公共服務機構資金不足、權威喪失、士氣低迷。第三個錯誤是美國放任占有財富最多的 1%的人口在國 內形成了實際上的金錢政治。民主政治和金錢政治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在一個民主政治國家，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而在一個金錢政治國家，民眾面對的則是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政府。大多數美國人都懷疑美國是否真的已經成為由富豪統治的國家。然而，保羅·沃爾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馬丁·沃爾夫等知名人士都證實了這一發展趨勢。

一種矛盾現象伴隨著美國犯下的這三個戰略錯誤。盡管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戰略思維產業（包括大學、智庫、咨詢公司、非政府組織），美國的政治體系卻不曾公開承認自己犯下這三個重大的戰略錯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等極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的評論版面上也未對此進行更多討論。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不得不調查和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美國政治體系中出現的大規模的佯裝無知的現象。

由于許多美國人會極力否認美國犯下的這些戰略錯誤，因此本文有必要更詳細地解釋一下錯誤是如何犯下的。這是本文想要達到的目的，同時我也會提出一些解決問題和改正錯誤的方法。本文最后還將得出一個樂觀的結論：這三個戰略錯誤都是可以糾正的，美國也可以像過去一樣再次成為全球化的頭號捍衛者。隨后，托馬斯·弗里德曼、杰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馬丁·沃爾夫就可以分別出版新版的《世界是平的》、《為全球化辯護》和《全球化為什么可行》。

第一個戰略錯誤

第一個戰略錯誤是美國精英階層未能保護工人階級免受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破壞。是什么導致了這一結果？是美國精英階層的貪婪和冷酷嗎？還是歷史大趨勢也促成了這一戰略錯誤的發生？

這些問題的答案照例很復雜。顯然，歷史大趨勢也促成了這一錯誤。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比我們更加清楚地注意到，美國工人階級之所以遭受苦難，是因為不幸遇上了歷史上兩個重要時刻的交會。第一個時刻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名篇中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而第二個時刻是“歷史的回歸”，即 20 世紀 90 年代初，中印兩國決定覺醒的時刻。這兩個時刻的交會所造成的不幸后果是，在中國和印度（以及亞洲其他國家）覺醒時，西方卻選擇了沉睡。

我在《西方失敗了嗎？》一書中記錄了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緣何發生。我在這兒做個簡單總結。弗朗西斯·福山本無意讓西方沉睡，然而，當他提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了政治和經濟進化之路的盡頭時，他在包括主要人物在內的西方人心目中營造出了這樣一種感想：西方社會無須為應對新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結構或戰略調整，只有非西方社會才需要調整和適應新世界。這一信念使西方社會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了傲慢、自大和自滿情緒， 因此，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西方選擇沉睡的那一刻，恰恰是它本該覺醒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