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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得大戰略和大戰略思維的重要，緣于我學習生活了10年的美國。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正是因為戰略上的成功。而美國戰略上的成功，得益于美國人出色的戰略觀。美國人的戰略觀是極為開放的，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提出大戰略思想的空間向一切有識之士開放；第二，將戰略目標開誠布公地對外宣布?！岸糁茟鹇灾浮眴讨巍た夏袭斈晔敲绹v蘇聯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提出遏制概念6年后，才于1952年出任駐蘇聯大使。遏制戰略是肯南1946年2月發自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電報，后在1947年7月號《外交事務》上發表。這樣一種開放使得真正優秀的大戰略思維能夠脫穎而出，并且在實施過程中不斷被監督、批評和完善。在當今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下，中國要想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有出色的大戰略之道。在這方面，美國人的戰略觀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

真正優秀的戰略性思維的產生，靠一個領導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幾個精英的天賦也不行，要靠開放式、多元化的爭論和探討，靠集思廣益。這就需要開放言論自由的空間，并且建立言論自由的制度性保障，讓國家戰略成為公民話題。沒有這種空間和保障，就不可能產生比別人更加出色的戰略思想。或許，真正的戰略思想家并不多見，但是在開放的話語空間中，戰略性的思想建樹卻會常有。

進一步說，大戰略思維既不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局限于官場，它更多來自民間，來自學界。中國古有養士之風，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之說。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亦能聽取民間有識之士諫言——“精兵簡政”這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古代社會尚且問諸鄉野，現代社會的大國戰略更要依靠公共參與。家國天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追求莫過于為民族思考，為國家建言。在今天，應該發揚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鼓勵和激發有社會責任心的知識分子為國分憂獻策。同時，建立社會各界參與戰略討論的接納機制，將真知灼見及時吸納并付諸實踐。

國家安全戰略學者張文木說：“公民國家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最終歸宿。在這里，民族主義的自決權利已讓渡于國家主權，自由主義的人權訴求已讓渡于與公民責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權利?！駠摇櫭剂x，是以國家為依托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和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發展目標的國家主義的統一。歷史轉型中的強制時期除外，沒有公民權利的國家與沒有國家責任的公民一樣，在已崛起的現代國家成長經驗中，都是不可思議的?！?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將自己的人才真正激勵起來，不能把來自民間的智慧充分利用起來，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與之相反，開放產生戰略性思維的大環境，建立汲取各方真知灼見并將其付諸實踐的制度性保障，激發整個民族的活力，讓每一個熱血不曾冷卻的中國公民為國家的強大承擔一份責任，這是我們的國脈得以興旺的根源。

三

《中國為什么能》顧名思義，主題是“唱響中國”。就像我在書的序言中所說：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是為了以事實和分析告訴自己的人民，6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什么，創造了什么，收獲了什么，從而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激發和增強追求中國夢的正能量。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從另外的起點和路徑，同樣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點。

為什么選擇“唱響中國”這個主題？是發自內心，也是應運而生。這本書是我2009年策劃的。在這之前，2008年對于中國人來說是記憶深刻的一年——我們經歷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奧運會的大喜。2008年對于世界來說也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始于美國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裹挾著世界經濟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國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抗震救災，很快走出了災難的陰影，于8月成功舉辦了史上最精彩的奧運會。2009年，中國率先于世界各國走出了金融危機，實現復蘇，GDP增長9.2%，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令人不解的是，伴隨中國驕人的成績，國內外卻不斷傳來刺耳的噪音。大地震發生時，國內有人拋出“天譴論”；奧運火炬傳遞中，在西方“文明”國家遭遇阻撓；金融海嘯之下，有西方學者預言，中國將是最后走出經濟危機的主要國家之一，而美國是第一個。

為什么中國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卻被國內外很多人惡言相向？為什么美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被唱衰的卻是中國？這個世界還有沒有是非標準，還有沒有公理？！然而，面對這樣的黑白顛倒，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站出來說話，又有誰會為我們發聲？更何況，那些唯恐中國不亂的人還在叫囂“中國崩潰”。所以，2009年在策劃這本書時，我就確定了一個主題——中國立場，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唱響中國。

時機也巧，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年大慶，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90誕辰。官方和民間都在紀念這兩個重要的日子，學界相關的研究也比較多。這種情況下，我在2009年采訪潘維教授作《共和國一甲子探討中國模式》，2011年采訪章百家研究員作《60年中國外交的目標與選擇》、采訪喬良將軍作《中國的崛起需要戰略智慧和戰略耐心》時，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個關鍵詞：中國。

2012年夏天，我正在進行采寫，為完成這本書積累文章，出版方策劃了一個選題——“中國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來作這本書。這個選題與我想要表達的“中國立場”很接近，我就接受了這個建議。

那么究竟中國為什么能？或者說要表達什么樣的中國立場？在我看來，就是要說清一個事實：新中國60多年來的道路是成功的，這個成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而這也恰恰證明了我們的制度優勢。這個立意與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個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確定書名時，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

有人說，這個書名很“潮”，很有點兒暢銷書的味道。也有人說，這本書正當其時，準確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其實，我既不是一個“潮人”，也不是一個“超人”，我只是恪盡一個中國新聞人的本分，說自己應該說的話，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我留學回國14年了，14年來我一直在做兩件事：一件是向中國讀者講述美國，幫助大家客觀地認識美國。我寫的《親歷美利堅——家庭寫真、社會繪本、政治影像》、主編的《美國的邏輯——意識形態與內政外交》都是這樣的書。另一件是在向中國人“講述”中國的同時，向國外講述中國。我之所以把《戰略高度》和《中國為什么能》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傳遞中國思想，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那么，《中國為什么能》表達了什么樣的中國思想，傳播了什么樣的中國聲音？

潘維教授說，中國道路非常成功，顯然也非常獨特。因此，是時候總結中國模式了。中國模式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構建這一理論模式的學者，大可稱為“中國學派”。

張維為教授說，中國崛起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中國知識界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探索和構建“后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曹錦清教授說，有一部分人要為這一天的到來做好精神準備。這是賭國運，賭民族的命運。如果到了這一天，要重新審視二三百年的人類現代化過程，整個知識結構會不會因中國崛起而變動？完全可能的。

他們這些話顯示了中國人的自信，有振奮精神、激勵人心的力量。這使我深深感到，在經歷了60多年的努力奮斗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成功而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樣的成功和獨特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被唱衰的國家，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感到悲觀的。如果說，完成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啟發是什么，那就是，中國需要自信，需要與我們的硬實力相匹配的話語自信，需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話語體系。